斯巴达元老院研究

　　摘要:斯巴达元老院起源于荷马时代的长老会议，在莱库古改革时期经过了巨大的调整｡调整后的元老院由28名长老和两名国王组成｡长老通过选举的方法产生，是具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较高道德水准的年满60岁的男性公民｡长老与国王共同拥有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并否决公民大会决定的权利｡元老院主要负责死刑､剥夺公民权､没收财产等国内重大的政治事务，但元老院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关键词:斯巴达;元老院;长老
　　中图分类号:K54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5-0021-11
　　
　　元老院(gerousia)是斯巴达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权力机构，但迄今人们对元老院的认识并不全面，诸如元老院的由来､元老的资格､元老院的职权､元老院行使权力的过程以及元老院与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等等，从国内能收集到的各家研究成果来看，大多语焉不详｡①大多数学者只是根据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的记述进行简单的罗列，重复古典作家记述的内容，如琼斯､密西尔､格罗兹等｡[1](P17-19)[2](P135-140)[3](P83-84)相对而言，克鲁瓦和卡特利奇的研究丰富一些，他们从政治决策过程来研究元老院的政治功能，但对其他内容涉及较少｡[4](P131-138)[5](P114-128)虽然斯巴达是与雅典并列的古代希腊世界另一个重要国度，但由于资料缺乏，人们往往无法对斯巴达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以古典作家的材料为依据，参照近代人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勾勒斯巴达元老院的特征｡
　　
　　一
　　
　　斯巴达元老院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就已存在的长老会议，即氏族长､胞族长和部落首领组成的会议｡特索帕纳克斯(A. G. TsoPanakis)曾经指出:元老院在大瑞特拉制定之前就已产生，但其重要性并不突出｡[6](P89)这时的长老会议还不是一个国家组织，它与公民大会一样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其召开的时间､讨论的内容､最终决策权基本上掌握在(以阿伽门农为代表的)国王手中，也就是说，长老会议只是国王手下的一个权力机构｡在《荷马史诗》第二卷，阿基琉士退出战争之后，阿伽门农试图独自发起进攻，于是他假托神梦，召集会议，在涅斯托尔的船边，召开了由长老们(geroutas)参加的议事会(boulen)｡[7](II. 53-55)②在史诗第九卷阿伽门农在冒险进攻遭到失败之后，又召开了长老会议，“阿特柔斯的儿子把阿开奥斯人的长老们(geroutas)一起带进自己的帐篷”｡[7](IX. 88-90)在这次长老会议上，涅斯托尔发表重要讲话，建议阿伽门农主动与阿基琉士和好，阿伽门农欣然接受了建议｡③
　　长老会议的参加者都是氏族首领､军事领袖合一的特殊人物｡在《荷马史诗》中，Phylai和Phratriai既是血缘组织，又是军事编制单位｡史诗第二卷，阿伽门农召集所有的希腊将士开会，那些希腊军队“有如密集的蜜蜂一群一群从洞里飞出，总是有新的行列，聚集在春花之间，一群在这里飞翔，一群在那里飞翔，阿开奥斯人的许多种族就是这样从低海岸前的船上和营帐里集队赴会场｡”[7](II. 87-91)[注；译文参见罗念生､王焕生译《伊利亚特》，着重号是笔者所加｡]涅斯托尔也曾建议阿伽门农:“把你的将士按他们的部落和族盟分开，让氏族帮助氏族，部落帮助部落｡”[7](II. 362)很明显，血缘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二为一，这些氏族首领同时又是军事首领，他们成为长老会议的当然成员｡史诗第二卷中说，阿伽门农首先“邀请长老们､全体阿开奥斯人中的首领”来到涅斯托尔的船边开会，[7](II. 404)会议做出决策之后，又举行全体将士大会｡这里我们清楚看到:长老､首领与议员三位一体的特殊格局｡第九卷的长老会议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史诗虽然称阿伽门农召唤“每一个人”赴会，但这个“人”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身份特殊的长老｡从后文对会议内容的描述看，参加会议的主要是这些上层人物，如涅斯托尔､狄奥墨德斯､埃阿斯､奥德修斯等人｡阿伽门农在会议一开始，称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为“朋友､首领和参议”，[7](IX. 17)后文又称他们是“长老”｡[7](IX. 88)荷马时代的长老会议与国王处于非常微妙的关系中｡首先我们看到长老会议的召开取决于国王｡如第一次会议是在阿伽门农突然得到神启之后决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则是在希腊军队遭到惨败后由阿伽门农决定召开的｡在会上，阿伽门农处于显著位置，在第一次会议上阿伽门农首先发言，定下了会议讨论的基调｡第二次会议又分为两次，第一次召集的人可能较少，但涅斯托尔在这次会议上，称阿伽门农“最有君主的无上仪容”，称他最适合召开长老会议｡接下来，阿伽门农又召开长老会议，还为他们提供了可口的美食｡国王不仅对普通民众确立起权威，同时对长老也有一定的权威｡奥德修斯曾在希腊士兵面前宣称:“我们阿开奥斯人不能人人做国王，多头制不是好制度，应当让一个人称君主，当国王，是狡诈的天神克罗诺斯的儿子授予他王杖和特权，使他们统治人民｡”[7](II. 203-206)另一位首领狄奥墨德斯也对阿伽门农说:“克罗诺斯的狡诈的儿子把两样东西的一样交了你，他赠你权杖，使你受尊重……”[7](XI. 37-39)针对狄奥墨德斯的批评，涅斯托尔给予了严厉回击，称阿伽门农“最有君主仪容”､“最适合召集长老会议”､“宙斯把权杖和习惯法赐给他”､“有权为受其统治的民众决策”｡[7](XI. 69. 70. 99-100)在第一卷，阿伽门农批评阿基琉斯:“很想高居于众人之上，很想统治全军，在人丛中称王，对我们发号施令”｡[7](I. 287-289)可见阿伽门农的地位高于他人，不容挑战｡此外，阿伽门农在经济上也享有特权，阿基琉士对此颇有怨言，他认为将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从那些地方夺获许多好的财物，全都带回来交给阿伽门农，阿特柔斯之子;他待在后方，住在他的快船旁边，接受战利品，分一点给别人，自己留许多”｡[7](IX. 330-333)可见，国王相对于长老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都拥有一定的优势和特权｡这种特权地位决定了国王在长老会议中的特殊地位｡
　　长老会议的职能包括军国大事､宗教事务等｡在荷马史诗中比较明确的两次长老会议上，第一次会议解决的是战争问题，第二次解决的是社会内部的重大矛盾｡第一次会议前，阿基琉士愤而退出战争，这对希腊军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军队内部是“战”还是“和”的矛盾也日渐明显，厌战情绪日渐浓厚｡阿伽门农首先召开长老会议，统一了军队上层的思想，决定继续战争｡阿基琉士退出战争严重削弱了希腊军队的战斗力，在特洛伊人的攻势面前，希腊军队节节败退｡为了扭转不利形势，阿伽门农再次召开长老会议，决定对阿基琉士做出让步，以极高的代价请求与之和解｡这两次会议表明长老会议对战争和重大的社会事务拥有较高的权力｡除此之外，长老会议对宗教事务也拥有相当多的权力｡在《伊利亚特》中有许多次的祭祀活动，参加人员主要是长老｡比较典型的是第二卷，在全体一致同意继续战争之后，阿伽门农率众人举行祭祀活动，参加祭祀的有涅斯托尔､伊多墨纽斯､大小埃阿斯､奥德修斯､墨涅拉奥斯等六人，虽然不是所有的长老一起参加，但参加者都是长老｡其他的场合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如第七卷埃阿斯出征回来，人们在阿伽门农的营帐中举行祭祀，这个祭祀显然只能有少部分人参加，参加者只能是长老｡这说明长老对宗教活动拥有相当多的权力｡
　　长老会议与民众会议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划分｡我们先来分析第一次长老会议｡阿伽门农召集诸位长老开会，同时赢得了长老的支持，决定继续战争｡然而，这个战争决定还必须赢得民众会议的支持，于是阿伽门农又召开民众会议｡阿伽门农佯称要撤军，使得希腊军队中主张放弃战争的一派充分暴露，然后以奥德修斯为代表的主战派对以特尔西特斯为代表的厌战派进行了镇压，迫使民众会议同意继续战争｡这说明在军国大事方面，长老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民众会议的牵制，但总体上看长老会议的权威要高于民众会议｡在第二次长老会议上，长老会议的决议则没有征求民众会议的同意，而是立即着手实施｡这说明在内部事务的处理方面，长老会议的权威则更高于民众会议｡
　　从现存的一些材料可以大致推知，早期斯巴达长老会议的成员是27人｡[8](P123)[9](P393421)[10](P94-95)奥利瓦曾经指出:斯巴达元老院在早､后期的人数并不一样，这个结论是正确的｡[6](P89)我们都知道，多利亚人在南下时分为三个部落(Phylai):Hylleis､Dymanes､Pamphili，这种三部落制后来在定居各地的多利亚人中保存下来，斯巴达人也不例外｡公元前7世纪，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初期，雅典诗人提尔泰乌斯来到斯巴达，写了许多诗歌鼓励斯巴达人奋勇作战｡在一首残诗中，提尔泰乌斯提到斯巴达人按部落组织军队，并明确提到了Hylleis和Pamphili，还有一个缺漏，应是Dymanes无疑｡[11](P61)部落之下是胞族(phratriai)，每个部落有九个胞族｡据雅典尼乌斯记载，斯巴达有一个卡尔奈亚节，这是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节日，节日的活动实际就是军事训练｡节日期间要设置九个天幕，每个天幕中有九个人，代表三个部落，有一个传令官依次宣布一切事情，卡尔奈亚节共计举行九天｡[12](IV. 141f)可见，斯巴达有27个胞族，分别来自不同部落的三个胞族组成一个军事单位，即所谓“天幕”｡这样，部落､“天幕”､胞族组成了斯巴达军事编制，不过“天幕”可能不是常设机构，而是根据需要临时组成的大于胞族､又小于部落的军事行动单位，因为在荷马史诗中并没有提到这种军事单位｡总之，部落､胞族这些组织长期在斯巴达的军事组织和活动中发挥作用｡[13](P81-82)如前所述，长老会议的成员由氏族首领组成，因此，长老会议的成员只能是27个｡奥利瓦说:长老肯定根据部落原则产生，但我们不能肯定是否代表了特定的胞族或氏族｡[6](P89)这句话如果指莱库古改革之后的情形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却不适用于早期的长老会议｡
　　
　　二
　　
　　莱库古改革之后，斯巴达元老院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注：普鲁塔克称:莱库古改革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创建了元老院，[14](Lycurgus， V. 6)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是研究古代斯巴达的重要资料，本文以国际学术界通用做法，以传记名､节､边码标注｡下文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相关内容与此同｡Lycurgu(来库古)下文简写为Lyc.]｡而且在此后的历史中，斯巴达制度长期保持不变，因此可以说我们以后习见的斯巴达元老院创建于莱库古改革之时｡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流传下来的不多，但从这仅有的材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感知到元老院的变化｡在有关莱库古改革的大瑞特拉(Rhetra the great)中对元老院作了如下描述:
　　当你为宙斯和雅典娜建起了神庙，并把人们分成“菲伊拉”(phyle)､“奥巴伊”(Obai)，再创立起包括“阿卡格塔伊”(Archagetai)在内的三十人的元老院(Gerousia)｡[14](Lyc. VI. 1)
　　从这则资料可以看出，元老院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元老院的人数从27人增加为30人｡古希腊的作家对三十人制的起源曾经进行过研究，据普鲁塔克研究，30人系由2名国王加28名元老组成｡至于28名元老之由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莱库古改革时，起初有三十位追随者，后来有两位因为缺乏勇气退出，这次变故决定了斯巴达元老院元老的人数｡斯法儒斯(Sphaerus)则认为当初支持莱库古的就是28人｡第三种观点是从神秘主义数学的角度给以解释，认为28是第一个数字本身等于自身因数之和的数，即28=1+2+4+7+14｡[14](Lyc. V. 7-8)现代学者大多同意普鲁塔克的意见，如霍克(J. T. Hooker)､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格罗特(G. Grote)｡[15](P121)[16](P65)[17](P278)我们认为，普鲁塔克的观点总体上看是正确，但28名元老不是为了30人制而人为强行规定的｡现代有些学者对28名元老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据米歇尔(H. Michell， M. A.)介绍，有人认为斯巴达有四个部落，其根据是波桑尼阿斯记述斯巴达城有四个部落，四个部落每个部落产生7名代表，组成28人的长老团体｡又有人认为，斯巴达有五个部落，每个部落产生5名代表，加上5名监察官，共计30人｡[2](P137-139)哈蒙德即持这种观点｡[18](P104)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则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斯巴达的三个部落各分成10各胞族，其中一个是王族，另外9个是普通胞族，每个胞族又分成10个氏族(Gene)｡30个胞族首领组成了元老院｡[2](P139)[19](P255)前两种观点将奥巴与部落等同起来，波桑尼阿斯记述斯巴达城有四个村落，他们分别是Limnai､Kynosoura､Mesoa､Pitana｡[20](III. 16. 9)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的一些铭文曾经提到Amyklai､Limnai､Konooura､Neopol(e)itai､Pitana｡[21](P82)可见，波桑尼阿斯所述四个村庄是奥巴，而不是部落｡[22](P107-108)[2](P98-99)[21](P83)第二种观点实际上还否认了元老院包括国王这一历史事实｡汤因比的观点一方面与前文所提到的卡尔奈亚节相矛盾，同时又无法解释双王制问题｡首先，按汤因比的观点，斯巴达的王属于不同的部落，但据希罗多德的记述，斯巴达的两个国王属于同一个部落——Hylleis，我们至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这则史料｡其次，如果国王产生于三个王族，那么还有一个国王哪里去了?什么时候消失的?再次，如果国王是两位，那么28名元老中超出27个胞族的那个元老是何许人?代表了谁的利益?
　　据上述普鲁塔克的记述，斯巴达元老院的结构是“28+2”｡大瑞特拉中，2是Archagetas｡这个词的希腊文意思主要是创建者､保护者｡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波桑尼阿斯的作品中，这个词有时用于指现实生活中的人，此时的意思可能就是国王，或类似于国王的人;有时用于指神，如希罗多德第二卷第123节中说:埃及人相信得美特尔和狄奥尼索斯是地下世界的统治者(archagetas)，[23](II. 123)修昔底德在第六卷第三节中说尤卑亚人建立了一个祭祀阿波罗·阿卡伽塔斯(archagetas)的神坛，[24](VI. 3. 1)普鲁塔克在《阿尔西比亚德传》中也用该词来称呼雅典娜，[14](Alcibiades. II. 5.)波桑尼阿斯的这种用法更常见｡据利德尔《希英词典》，在多利亚方言中该词有一种含义是国王，这种用法不能说没有｡但从《荷马史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中，国王更多的是用basileis｡尤其是在斯巴达长期生活的色诺芬很少用Archagetas｡普鲁塔克在解释大瑞特拉时将Archagetai明确解释为国王，而且认定特指双国王，此后人们一直认为Archagetas就是斯巴达的两位国王｡现代的学者大多赞同此意见｡[18](P104)[1](P17)[注：笔者认为，莱库古设立的阿卡伽塔伊与巴赛勒斯(即国王)有本质区别，不宜等同，但由于学术界沿用已久，这里暂从众说｡] 但28与27相比，多出1人，构成了1+27的格局｡这个人从何而来?在前所举的各家观点都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元老人数取决于胞族数｡查阅史料也没有见到否定这一原则的材料，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原则依然适用｡而且，据雅典尼乌斯的记述，斯巴达的部落——胞族制延续很久｡[13](P81-82)斯巴达长期生活于军事化的状态中，因此血缘组织对元老人数的潜在决定作用也应该继续存在｡史书记载，莱库古依据当初追随自己改革的亲信决定了元老的数量｡这种解释过于戏剧化，其实即使莱库古自己决定元老人数，也不能不考虑到现实社会状况和元老的代表性，也就是说血缘传统､军事需要以及新的政治格局｡
　　莱库古改革大概发生在斯巴达完全征服拉科尼亚及其北部地区和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在这期间，包括斯巴达在内的整个希腊世界面临着共同的社会问题，[25](P12)出现了权力下移和分散的过程，下移的第一步就是贵族的权力增加｡在斯巴达这个过程大概开始于斯巴达第二次扩张高潮前夕｡斯巴达人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来到拉科尼亚地区，公元前10世纪取得统治地位｡[26](P138)此后，斯巴达人不断向周边扩张｡公元前9世纪中后期，斯巴达掀起了新一轮对外扩张的浪潮｡据波桑尼阿斯记述，在立奥伯塔斯统治时期(约公元前870-前840年)[27](P1432)[注：以下诸王统治时间除特殊说明外，均采用《牛津古典辞书》｡]拉西第梦人对北部的阿哥斯人开战｡他们指控阿哥斯人正在兼并拉哥尼亚的东北部的库努里亚(Cynuria)，引诱他们的边民起义｡斯巴达在初期的战争中处于劣势，阿基斯家族随后的两代“王”多利苏斯､阿吉西劳斯一世都被杀死了｡[13](P87-88)[20](III. 2. 3-4)此后，阿尔克劳斯(约公元前785-前760年)即位，他与卡利拉奥斯(约公元前775-前750年)同时率军出征，“占取了一个名叫爱吉斯的边民城市，并将其居民卖为奴隶”，彻底控制了北部地区｡[13](P86)[20](III. 2. 5)斯巴达控制了整个厄拉托斯流域｡打败阿哥斯人，征服北部原属阿哥斯的部分领土，这是斯巴达历史上第二次获取大片领土，它确定了斯巴达对伯罗奔尼撒北部的领导地位｡经过两次扩张，斯巴达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人口和财富｡不断增加的土地､财富首先增强了贵族的经济实力｡据王敦书先生研究，斯巴达的分地并非一次完成，而是有一个过程，[28](P400-403)最初并不是大多数公民都有份的9 000份｡普鲁塔克在《莱库古传》中就斯巴达的份地制度记述了古代人的不同看法，一种说法称莱库古分配了9 000份公民份地，另一种说法是莱库古只分配了6 000份，后来波吕多洛斯又增加了3 000份，第三种说法是莱库古只分配了4 500份，波吕多洛斯增加了另外4 500份份地，[29](P21)这样构成了后来斯巴达的9 000份份地｡孰是孰非，普鲁塔克也不清楚｡[30](Lyc. VIII. 3)但可以肯定，早期获得土地的主要是贵族｡这为贵族地位的上升提供了经济基础｡
　　地位上升了的贵族开始与王权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之中，代表贵族利益的长老会议权力的增加是必然的一步｡古典作家的记述提示我们重视这一变化｡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对斯巴达的政制发展进行了总结，称斯巴达在神的启示下，为防止滥用权力，首先设立两位国王，限制国王权力｡但国王仍时常违法越轨，滥用权力，于是斯巴达又设置了28位长老，并赋予他们与国王平等的权力｡但是，这样仍不能有效防止国王滥用权力，于是斯巴达又设置监察官｡[31](691e)[注：本文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著作采用国际常用的著作名加边码标注法｡相关的中译本大多标有边码，可参考｡]亚里士多德将元老和国王明确区分开来，认为国王代表了君主政体，代表的是王族利益，而元老院则是贵族寡头的象征，代表了贵族的利益，监察官代表了平民的利益｡[32](1265b39. 1270b4. 1270b35-71a12. 1294b31.)普鲁塔克接受了柏拉图的观点，接着做了这样的引申，他认为:这样给国家大事的协商带来了稳妥和应有的节制｡在此之前，内政摇摆不定，如今元老院的权力就成为国家这条船上的压舱物，需要民主政体时，二十八名元老总是站在国王一边;相反，反对僭主政治的欺凌时，他们又总是支援人民的行动｡”[14](Lyc. V. 6)笔者同意柏拉图､普鲁塔克提出的元老院的变革代表了贵族的利益这一思想，但不同意双王与28元老产生于不同的时期｡
　　笔者认为，两位国王､28名元老加上30人制元老院都是在以大瑞特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中创立起来的｡两位新国王与传统的巴赛勒斯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新国王的名字archegetes由arche和hegeomai构成｡arche的基本意思有二:1开始，起源;2统治，官职｡hegeomai的基本意思是:引导;领导｡合起来的词意思是“领导，首领，建立者”｡它与雅典的执政官archon有着共同的词根，林志纯先生曾经指出执政官是带有明显民主色彩的官职｡[33]林先生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但他启发我们去关注斯巴达新国王的特点｡
　　确实，斯巴达的国王与其他希腊城邦的国王有着很大区别｡[注：这个问题容另文详述｡]可见，大瑞特拉体现了斯巴达元老院制度的重大变革｡许多学者对此都有所认识，如普鲁塔克指出30人制是莱库古首次､也是最重要的改革措施｡[14](Lyc. V. 6)哈蒙德也指出:大瑞特拉不是创建了元老院(gerousia)，而是创建了30人制(triakonta)的元老院｡[6](P88)28人制取代27人制反映了贵族权力的增加和长老会议组织制度和政治职能的正规化｡
　　
　　三
　　
　　虽然由28人组成的元老集团受到血缘关系的影响，但元老代表名额的分配是否还延续传统原则，即一个胞族产生一个代表，我们不得而知｡在荷马时代，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由于长老会议由胞族长或氏族长组成，事实上奉行着“一个胞族一个代表”的原则｡在莱库古改革之后，我们见不到继续奉行此原则的记录｡我们知道，元老是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呼声选举的方法，从年满60岁的男性公民中选举产生，一旦当选，终身任职｡这里并没有部落血缘关系的制约｡[14](Lyc. XXVI. 1)奥利瓦所说:长老肯定根据部落原则产生，但我们不能肯定是否代表了特定的胞族或氏族｡[6](P89)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判断的根据何在｡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28人制的元老队伍基本上是元老院摆脱了血缘因素的控制，尽管两个新国王是世袭的｡
　　根据现有资料，元老由选举产生是毋庸置疑的｡色诺芬称:元老制度在老年人中间人为制造了一种比赛，大家为了能够成为元老在美德方面展开了竞争｡[34](X.1-4)虽然色诺芬没有直接提到竞选，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元老的产生采取的是竞选制度｡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更为明确一些，他说:选举长老的方式是幼稚的｡[32](1271a10)这种方式如何幼稚，人们有不同的评价｡亚里士多德接着说:每一个愿为长老的人，必须向候选人作一番游说｡这种游说实际上与雅典的竞选演讲性质相同｡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中，极富魅力的演讲成为政治家争取民众､实现自己意志的必备的环节，也是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古典晚期的雅典政治生活中，演讲也是少数野心家操纵民意､实现个人欲望的手段，它增加了雅典的政治混乱｡亚里士多德受柏拉图的影响，认为人是理性的人，感性相对于理性是低等的､幼稚的，而演讲则借助于语言的力量从感性层面操纵公民，因此，所谓的“幼稚”大概就是指这种“游说”｡吴寿彭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时，特别加了一个注，用柏拉图的批评对抽签制来补充说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幼稚”，[35](P89)虽然他没有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划等号，但这样做却会诱使人们将两者等同起来｡柏拉图总结了七种统治原则，抽签制度排列第七｡[31](690c. 692a.)柏拉图特别推崇理性，认为抽签办法没有体现理性原则，因此是最末流的政治原则｡其实，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暴露出非常明显的缺点，人们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心生厌倦，他们贬低雅典民主政治的某些要素是很正常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称斯巴达政治中的演讲是幼稚的，这也是顺理成章的｡柏拉图没有直接说斯巴达采用抽签制度，我们也就不能据此简单地认为斯巴达元老选举采用了抽签制度｡伊索克拉底在《泛雅典娜演讲》中将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与早期雅典的制度进行类比，强调斯巴达政制中的贵族因素｡在早期的雅典政制中，特别是梭伦改革是采用了抽签和选举相结合的办法，但伊索克拉底也没有明确说斯巴达采用了抽签制｡普鲁塔克提到斯巴达元老选举中采用了抽签制度，但这种制度只是用于决定候选人的出场次序(详见下文)，而当选与否，关键是公民的拥护程度｡总之，斯巴达的元老的产生有些方面类似于雅典的民主政治，但可能不存在雅典式的抽签制，也就是说，在斯巴达的元老选举过程中，抽签没有成为决定性的选举办法｡
　　关于斯巴达元老选举的记述比较全面的是普鲁塔克｡普鲁塔克记述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召开民众大会，挑选出若干评委，然后把他们关在会场附近的小房子里｡他们看不到别人，别人也看不到他们，但他们能听到会场的声音｡参加竞选的人，按照抽签决定的出场顺序，依次进入会场，然后悄无声息地走出会场｡民众则用呼声对候选者表示赞同或反对｡小房子里的评委们在写字板上依次记下每一个候选人赢得的呼声的次数和高低｡谁得到的呼声最多､最高，谁就当选｡[14](Lyc. XXVI. 2)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民众对元老选举拥有较多的决定权，评委由民众选举产生，当选与否视民意而定;其次体现直接民主特点的抽签办法在斯巴达并没有发挥关键的作用，只是决定各个候选人的出场次序，以防止选举作弊｡伊索克拉底也谈到斯巴达的元老选举问题，指出斯巴达的民主政治混有贵族政治的成分，它们的官员包括元老的产生不是通过抽签，而是通过选举的办法｡[36](P154)在斯巴达，呼声似乎是公民大会对所审议的提案的最终表决方法｡[24](I. 87)因此，元老的产生主要是以呼声为核心的选举方法｡
　　呼声选举与以公民个体为统计单位的选举方法又有不同｡后一种方法在斯巴达的政治生活中并非没有，只是未用于元老的选举｡据普鲁塔克介绍，斯巴达男青年成年后要加入某个公餐团，就必须经过这种表决｡方法是该公餐团的每一个成员手里都拿着一个松软的面团，当仆人顶着碗走过来时，他就像投票一样，一言不发地将面团投入碗中｡如果他同意，就保持面团的原样，如果不同意就捏一下面团｡因为扁平的面团具有否决票的效力｡所以如果在碗中发现一个这样的面团就意味着申请人的要求未能获得批准｡[14](Lyc. XII. 5-6)至于为何这种方法没有用于元老选举，我们没有见到古人的分析，这也许主要是为了简化选举程序，省去统计选票的麻烦，另外斯巴达国家从整体上讲并不重视公民个人的权利，并不重视公民个人的意志｡
　　斯巴达元老的选举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产生候选人，第二步是从候选人中确定最后的人选｡第二步的选举方法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详细介绍，但对第一步的候选人的确定方法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吴寿彭先生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时称选举中采用了复选方法｡[35](P89)罗易卜本的英译本没有提到复选，只是讲候选人要进行游说｡[32](P145)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斯巴达的选举采用了两级选举｡亚里士多德对以演讲为中心的雅典选举制度的弊病有切身的认识，因此对斯巴达选举中的演讲非常不满，并借机指出游说使得选举违背了制度设置本身的用意，一些贪婪好利､追逐名声者乘机窃取了国家权力｡[32](1271a12)普鲁塔克只是讲参加竞选的人依次出场，也没有说在公民大会的呼声表决之前是否进行过初选｡伊索克拉底出于贬低斯巴达的用意，称斯巴达的选举模仿了雅典早期的选举制度｡雅典早期的选举采用的是这种两级选举的方法，据说梭伦改革时规定，每个部落先预选十人，然后用抽签的办法选出最后的当选者｡而且这种制度后来还长期存在，只不过是把第一步的选举也改成了抽签，如500人会议｡不过伊索克拉底并没有明确说斯巴达采用了两级选举，所以对复选制我们只能存疑，不能妄下结论｡很可能候选人是自愿报名，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
　　总之，斯巴达元老选举方法包括了游说(演讲)､抽签､公民投票(呼声)等要素，其关键是公民投票，具有直接民主的特点｡
　　什么样的人可以当选?现有材料只是说“年满60岁的最合适的男子”组成｡[注：这则史料的直接来源是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并未提到｡我们都知道斯巴达尊重长者(详见下文)，但亚里士多德并没说清“多大的长者”可以担任元老｡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曾经构思了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在这个国家与斯巴达极其相似，也尊重长者｡在这个国家中也有一个议事会，它由最高祭司､现任执法官､现任及前任的教育长官､年轻人组成(951d-952a)，年轻人只能旁听不能发表意见(961a)，执法官年龄在50-70之间(755a-b)，教育长官在50岁以上(765d-766a)，护法长官与教育长官组成保护国家委员会(951d-e， 952a， 961a)，监管对外贸易的官员队伍包括10名执法官和5名年龄更长的长老组成(847c)，另外，文化长官(监管合唱､音乐､饮酒)的年龄在60岁以上(671d-e， 812b-c)，监察官的年龄在50-75岁间(946a， c.)，综合起来看，柏拉图似乎认为50岁以上是一个尊老社会主要官员的合适年龄｡普鲁塔克所说的60岁，其依据何在我们不得而知｡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普鲁塔克的观点｡Cf. H. Michell， M. A.， Sparta， p. 135.]“年满60”的内涵比较清楚，但“最合适”的含义却模糊，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一般认为，斯巴达有9 000个家庭，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有9 000个成年男性公民，排除战死､病死等情况，活到60岁的人数应该有2 000-4 000人，从这么多人中产生28名元老，竞争不可谓不激烈，所以一旦当选都要举行庆贺｡[14](Lyc. XXVI. 4)那么，这些候选人还需要符合哪些标准?众所周知，在斯巴达所有成年男性都要当兵从军，60岁后才退伍｡在数十年军旅生涯之后，这些退伍老兵都成为军事经验极为丰富的人｡与此同时，在险恶的战斗中能够生存到60岁退伍的，不少人肯定都已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因此他们同时也是行政经验丰富的人｡总之，“年满60岁”不仅仅是年龄上的限制，同时也包含了对候选人从政经验的要求｡根据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的记述，斯巴达同时对元老的德行也有特殊的要求｡色诺芬称斯巴达的元老选举制同时也是对元老品德的选择，他认为选举制的根本在道德品性，因此，竞选元老能将道德的修炼延续到老年，甚至在生命的尽头都要面临竞选元老的严峻考验，这样它就有效防止了老年人忽视那些高尚的道德｡[34](X. 1-4)色诺芬强调竞选有助于培育社会美德，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德性的高低对能否当选具有重要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则说:元老院也有其缺点，如果元老都是品行端正且经受过考验的人，这对城邦来说当然有益｡但即使一时有这么多的人来执政，我们也不赞成元老终身制，因为才德犹如身体，总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减弱｡立法者之所以制定竞选的制度只是为了鼓励人们以为集体服务为荣，积极实现自我，如无鼓励，有才德的人可能就不会投身于公共事业｡[32](1270b35-71a15. 1270b25)[35](P89-90)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到了才德是立法者为元老候选人制定的标准之一｡普鲁塔克进一步说:元老竞选不是从迅捷者中选出最迅捷的人，也不是从强者中选出最强者，而是在优秀､智慧的人里选出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14](Lyc. XXVI. 1)这里，普鲁塔克将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未加明说的德性点明了，即优秀､智慧｡这里，智慧恰恰与前文所述丰富的人生阅历相一致｡总括起来，这些当选元老必须具备一心为公､智慧等德性｡“年满60岁”的资格规定似乎表明候选人的社会身份与当选与否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元老还有一个基本的资格限制，即贵族｡尽管色诺芬､伊索克拉底､波利比乌斯和普鲁塔克都没有指明元老的阶级身份，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一再指出元老院代表了贵族的利益｡由于前述的原因，一些学者试图否定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有关元老阶级身份的材料的价值，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提出的“元老代表了贵族”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古希腊“贵族”与“好人”是同一个词，所以所谓的“元老是贵族”是在道德意义上使用的｡[1](P170)但同样由于“贵族”与“好人”之间的词义的纠缠，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亚里士多德对元老阶级身份的认定｡更主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本身代表了中等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在他眼中的好人不可能是平民，他所认定的好人除了品德方面的标准外，还有门第､财富等方面的要求｡他特别强调选举制实际由贵族或社会上层所把持，是贵族所推崇的政治游戏规则，它维护了贵族的利益｡[32](1294b10)因此尽管亚里斯多德有将贵族等同好人的道德取向，我们也不能由此而否定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告诉了我们:元老来自贵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多次指出:元老院是寡头政治的象征｡[32](1265b37. 1271a24. 1291b34.)实际这已经告诉我们，元老代表了贵族的利益，作为贵族利益的代表，元老当然要由贵族担任｡这一思想在《政治学》第五卷第六章表现得更清楚，他说:在埃利斯有一个时期政权操纵于人数有限的长老会议手中，长老会议成员只有90人且为终生职，而且这些长老只限于某些家族才能应选，此时，亚里士多德说这种选举方法有如斯巴达｡[32](1306a15)可见，只有少数人能担任长老｡波利比乌斯也说:元老产生于最好的公民群体，以确保他们代表正义｡[37](VI. 9)因此，琼斯､弗雷斯特､克瑞姆斯､克鲁伊娃等人都认为元老必须是贵族｡[1](P46， 63)[9](P425)[4](P353)总之，斯巴达的元老应该是年满60岁､具有一定行政和军事经验､德行高尚的男性贵族｡[注：根据柏拉图构思的议事会的模式，议事会内部还有所分工，但斯巴达队议事会内部是否有分工，我们没有直接的资料说明｡另外通常认为元老是终生任职｡]
　　
　　四
　　
　　全面认识斯巴达元老院的政治地位的关键是正确认识元老院的职权内容和相对政治地位｡我们先来看有关元老院职权的最原始的史料｡在大瑞特拉中阿波罗神对莱库古这样说:
　　当你为宙斯和雅典娜建起了神庙，并把人们分成“菲伊拉”(phyle)､“奥巴伊”(Obai)，再创立起包括“阿卡格塔伊”(Archagetai)在内的三十人的元老院(Gerousia)｡然后，你们就在巴比卡(Babyca)和卡纳西翁(Cnacion)之间召开阿佩拉曾(Appellazein)，并在那儿提出或废除议案，但人民必须有决定权｡[14](Lyc. VI. 1-2)大瑞特拉(Rhetra the great)的补充条款规定:
　　如人民通过一个被扭曲的法案，国王(Archagetai)和元老(Presbugeneas)有权休会｡[14](Lyc. VI. 4)
　　另外，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乌斯(Tyrtaeus)也留下了有关元老院地位的文献材料，这是普鲁塔克记下的一首残诗:
　　他们从庇提安那里得到阿波罗的神谕，
　　神谕反映了神意，同时也得到全面实施｡
　　享有神光的国王们(Basileis)使斯巴达城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他们控制着元老会议(Boule)｡
　　在他们之后是元老(Geroutas)，再后面是男性公民，
　　通过投票坚决适时地通过未经扭曲的法令｡[14](Lyc. VI. 5)[注：中译文系据罗伊卜本英文直接译出｡]
　　狄奥多罗斯也记述了同一首诗，但内容稍微全面一些:
　　银弓之神､远驰之神､金发之神阿波罗，
　　从他那贡品丰富的祭坛上发出神谕:
　　让那些沐浴着神灵的恩泽､胸怀美丽的斯巴达城的国王们(basileis)位居元老会议(Boule)的首席;
　　让那些承载着古老价值的长老们(geroutas)，
　　然后是来自民众的男子汉们(andras)，
　　依次宣誓绝不违背正确的瑞特拉，言行公正｡
　　也不允许他们偏好那些违背国家利益的被扭曲的法律;
　　让人民(demos)奉行法令，同时拥有权力｡
　　这就是阿波罗对这个城市发出的指示｡[38](VII. 6)[注：中译文系据罗伊卜本英文直接译出｡两个译本在处理如何制定法律时对原文译法不一样，普鲁塔克英译本的作者将原文译作“按投票进行表决”，而狄奥多罗斯的英译者则译作“依次宣誓不违背……”，笔者认为，后者的译法更为可取｡]
　　有关元老院的职权内容的史料还有几条｡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有一个简短的说明涉及到元老院的职权，他说:莱库古让元老负责审理重大的司法案件｡[34](X. 2)这里直接指明元老院的职权是司法｡伊索克拉底称:莱库古改革是模仿雅典的贵族政制，元老院的职权有如雅典贵族政制中的战神山会议(Areopagus)｡[36](P154-155)亚里士多德记载:战神山会议的职权是保护法律，但事实上，它管理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事，对于违背公共秩序的人，不用控告，就可以直接施以刑罚或课以罚金｡[39](III. 6)战神山会议是法律的保护人，它监督各长官，使之按照法律执行职务，一个人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向它提出申诉｡[39](VI. 4)可见战神山会议是集监督､司法权力于一身的权力机构，尤以司法权力为主｡普鲁塔克说:元老竞选者一旦当选，在其余生中将拥有最高的国家权力，成为生死荣辱以及生活中一切重大问题的真正主宰｡[14](Lysander， XXVI， 1)[注：下文Lysander(莱山德)简写为Lys.]｡
　　从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元老院的职权内容｡首先，元老院与国王一起享有提案权和否决权，他们向公民大会提出通过新法律或废除旧法律的议案｡如果两者意见一致，这些提案实际上已经获得法律效率，公民大会的投票只是一个形式;如果两者意见不一致，那么公民大会可以对议案进行讨论､修整｡[32](1273a2-11)当然，国王和元老院有权干预公民大会的修正，如果违背了国王和元老院的意志，他们可以强制休会，阻止新决议的通过，即否决权｡其次，元老院享有司法审判权｡它被称作最高法庭，[40](P275)但它并不管辖所有法律事务，元老院审理的案件主要是与国家宪制､被征服国家的惩罚､王位的继承等问题有关的重大事件｡[注：德·圣·克鲁瓦称，斯巴达元老院在外交事务上没有发言权｡参见克鲁瓦:《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M. de Ste. 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5章第4节｡]
　　元老院在斯巴达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按照伊索克拉底的说法，莱库古仿照雅典战神山会议创制了元老院，战神山会议在雅典贵族专政时期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那么在他看来元老院的地位也不会低｡按照提尔泰乌斯的残诗的内容，元老院的地位处于国王和公民大会之间｡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元老院的同意与否是国王意志能否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据元老院自身而言，这里聚集了一批身经百战､门第高贵､家产殷实､品行高尚､经验丰富的长者，而斯巴达是一个尊老的社会，老人在斯巴达享有较高的地位｡[注：希罗多德称:在斯巴达，年轻人遇到年长者要避到一旁让路，年长者走近时，年轻人要从座位上站起来｡(Herodotus， II， 80.)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述苏格拉底与伯里克利的儿子通话时也曾感叹道:“究竟什么时候雅典人才能像斯巴达人那样尊重他们的前辈呢?(Xenophon， Memories， III， 15.)斯巴达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的婚姻制度，孩子被视为国家财产，所有的父亲不仅对自己的孩子有权威，同时对其他人的孩子都要有较大的权威，(Xenophon， 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 VI， 1-2，)换句话说，所有的晚辈不仅要尊重自己的长辈，还要尊重所有的长辈｡普鲁塔克也提供过这方面的材料:在一次奥林匹亚赛会上，一位老人四处寻找座位，无人让位，当他走向斯巴达人的座席时，所有的斯巴达青年都站起来让座｡(Plutarch， Moralia， 235c， Sayings of Spartans， 55. Cf.Moralia， 237c， d， Ancient Customs of the Spartans， 8， 10.)可见在斯巴达具有浓厚的尊敬长者的文化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中，元老院受到人们的特殊尊敬是自然而然的｡德·圣·克鲁瓦称，古希腊政治生活的一种本质特点就是政治如同法庭，政治管理就是审理各种社会纠纷｡[4](P131)而元老院是斯巴达社会的最高法庭，负责审理一些重大的案件，因此，元老院可以通过自己的特殊法律身份对斯巴达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这种地位不可估计太高｡首先如前所述，在元老院中国王与元老合署决策，而国王处于主导地位｡其次公民大会可以对元老院提出的某些议案进行讨论，甚至加以否决｡第三，在史书上元老院独立审理案件的情况似乎并不多，从下文所引材料看，在审判国王等问题上都有国王或监察官参与｡
　　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元老院与国王､公民大会､监察官等主要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元老院的权力内容与政治地位｡在元老院的提案权和否决权方面，要特别注意元老院与国王和公民大会的关系｡首先，国王是元老院的主席，提尔泰乌斯的残诗明确指出:国王居于元老院的首席地位｡但首席地位不等于统治地位，我们在其他史料中几乎没有见到国王控制元老院的材料，倒是常常见到元老院与监察官一起审判国王(详见下文)｡其次，国王与元老院共同拥有提案权｡亚里士多德曾经把迦太基､克利特､埃利斯的元老院置于一起进行过比较研究，他指出:在迦太基政治中遭到批评的各种弊端在其他国家(主要是斯巴达､埃利斯)也都普遍存在｡这种偏差就是其政体原则是贵族政体或混合政体，但它总是时而偏向平民政体，时而偏向寡头政体｡偏向平民政体时，双王和长老们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可以决定任何案件是否提交公民大会;如果他们没有形成一致同意，那么人民大会则对提交的案件可以进行讨论，实际就是对议案内容有一定的决定权｡对于国王与长老一致同意提出的议案人民大会则不专限于听取议案然后表示同意，同时也可以否定｡但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不拥有这项权力｡[32](1273a2-11)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提案权方面，国王和长老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当两者一致时，所提出的议案实际上等于获得了合法权力;不一致时，公民大会可以进行讨论､修改｡
　　由于国王在元老院中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在提出议案方面，国王也处于主导地位｡可能的情形是国王先向元老院提出议案，元老院内部形成不同意见或与国王意见相左，则提交公民大会议决｡这种情形清晰地反映在阿吉斯四世改革过程中，先是莱山德代表国王向元老院提出议案，元老院内部分成两派，无法统一，然后莱山德召开公民大会｡[14](Agis， VIII-IX)
　　在公民大会上，依然是由国王提出议案，如，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对雅典开战，会上国王阿吉达马斯首先发言反对战争，然后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发言主张战争，并将宣战与否付诸公民大会表决，最终公民大会否定了国王的提案｡[24](I. 66)这里我们没有见到元老院代表的发言｡可以推想，元老院并不能在公民大会独立提出议案｡[注：通过前述两个例子可见，国王和监察官都有权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监察官或代表自己或代表国王｡]但元老院与公民之间不是完全隔绝的，元老虽然不能在公民大会上提出议案，但他们的意见仍可通过某种途径向社会公布，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公民才否定了国王的提案｡
　　其次，我们要注意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关系｡上文所引材料告诉我们，当国王与元老院两者意见一致时，公民大会只有同意所提议案｡如果国王与元老院的意见不一致，这时公民大会则可以对议案进行讨论｡普鲁塔克记述，斯巴达到了波吕多洛斯(Polydorus)和色奥彭浦斯(Theopompus)统治时期，公民大会有权对国王或元老提出的议案进行修改｡修改不是推翻已经提出的议案，重新提出议案，而是在原有基础上通过增减字句的办法来修改，这种经过修正的议案可能完全违背原先的议案精神｡于是，波吕多洛斯和色奥彭浦斯二王重新规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王和元老院可以通过休会的办法阻止新议案的通过｡这就是大瑞特拉的补偿条款｡[14](Lyc. VI， 3-4)也就是说，公民大会对议案的审议不能违背国王或元老的意志｡从整体上来看，元老院的政治地位要高于公民大会，但受到公民大会的牵制｡由于国王与元老院意见一致所具有的特殊政治价值，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产生了“影子”元老院，即三十人委员会(trikonta)｡三十人委员会是公元前5世纪末产生的新现象｡它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作品中都没有见到，但在色诺芬的《希腊史》中却频繁出现｡按照色诺芬的记载，三十人委员会应该是由莱山德首倡建立｡公元前404年，莱山德征服雅典，在雅典建立三十僭主政治，“影子”元老院初现端倪｡[25](P30)莱山德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他大败波斯，征服雅典，一时间在希腊世界炙手可热，被斯巴达赋予全权处理斯巴达海外事务的权力｡同时他还是一位有野心的政治家，不断谋求最高政治权力｡[注：莱山德曾设想更改王位继承制度，建立选贤原则，从而使自己登上王位｡Cf. Pulutarch’s Lives， Lysander， XXIV.] 这种思想在后来他向阿吉西劳斯(Agesilaus)要求三十人委员会时充分暴露出来｡据色诺芬记载，公元前397年，莱山德认为希腊在海上已经拥有霸主地位，而协助小居鲁斯征战的军队也已经安全返回，他向国王阿吉西劳斯要求配置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两千名被释希洛人､外加六千名盟军，远征亚洲｡此外，他也想为了自己的私利与阿吉西劳斯一起发动一场远征，以便借助阿吉西劳斯的特殊地位在海外属国恢复“十人政治”｡[41](III. 4. 2)阿吉西劳斯是由莱山德在公元前399年扶上台的，此时他要挟阿吉西劳斯出征，目的是追求斯巴达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力，因此，他要求配置一个由三十个斯巴达人组成的特殊组织(trikonta)，这“三十个人”显然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有着特殊的政治价值｡它实际上是“影子”元老院｡莱山德目的是利用前述的政治原则使自己的意志自动获得法律效力｡后来，这个“影子”元老院又成为阿吉西劳斯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工具，就在莱山德挟国王出征赫勒斯滂时，这个“影子”元老院就向国王指出莱山德目无王室｡[41](III. 4. 7)这种“影子”元老院后来在斯巴达似乎比较普遍，公元前395年，莱山德及其“影子”元老院回国，赫里庇达斯(Herippidas)则带着三十人委员会接替莱山德｡[41](III. 4. 20)同年，阿吉西劳斯率海军出征，也带有三十人委员会｡[41](IV. 1. 5， 30)
　　再次，我们来研究元老院与监察官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于司法审判领域｡如前所述，元老院的职权主要是司法审判，但斯巴达的这一权力并非由元老院一个机构独家把持｡国王､监察官都拥有司法审判权，国王主要负责远征国外时对军队有关的案件的处理｡监察官负责国内的案件，这与元老院的司法权力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所以司法权的界定主要看与监察官之间的关系｡按色诺芬的说法，元老院主要负责重大案件(capital charges)｡普鲁塔克说:元老是“生死荣辱以及生活中一切重大问题”的真正主宰，[14](Lys. XXVI. 1)后者并不足以说明前者｡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亚里士多德对希腊政治生活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权力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审议权，亦即提案权(to bouleuomenon， to proboule);执行权，亦即行政权(to peri tas archas);保护法律权，亦即司法审判权(to dikazon)｡审议权包括:战争与和平;立法;委任重要官职以及任期终了时对其进行审查;司法方面有关死刑､放逐和没收财产的案件｡[32](1297b37)他又把法庭分为八类:审查执政人员的措施和账目的法庭;听断违背城邦公共利益的普通案件;专司违反宪法(政体)的案件;处理关于民事和刑事的案件，包括有行政人员和私人控诉的讼案;关于私人间契约纠纷的案件;杀人案件;外侨案件;私人间细小的契约纠纷｡[32](1300b13)在另一处，亚里士多德明确说道:元老院负责审理杀人案｡[32](1275a11P)安德鲁斯说:元老院是斯巴达最高法庭，负责死刑审判､放逐和剥夺公民权｡[4](P133)除此之外，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研究，元老院的司法权还应该包括没收财产以及除第八类法庭之外的其他七类法庭中的重大案件｡我们从元老院参与的重要事件看，主要是王位的废与立｡现有文献材料中第一件涉及到元老院参与国家大事的事件是，在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国王阿那克桑德雷达斯(Anaxandridas)妻子没有生育，监察官以国家的名义要求他另外娶妻生子，但阿那克桑德雷达斯拒绝了监察官的要求，于是，监察官联合元老一起再到国王府上，允许国王在保留原配的情况下另外娶妻生子｡[23](V. 39)公元前395年，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与斯巴达著名将军莱山德联合进攻底比斯，波桑尼阿斯擅自改变进军计划导致斯巴达军队失败，莱山德战死｡事后，斯巴达组成法庭，判处波桑尼阿斯死刑｡[41](III. 5. 25)[38](XIV. 89)[14](Lys. XXX. 1)据罗马旅行家波桑尼阿斯记录，组成审判法庭的人员有元老､监察官､另一位国王｡最后，十四位元老与国王同意处死波桑尼阿斯[20](III. 5. 2)｡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推知当时的法庭审判情况，如果监察官全部参加，并参加有效投票，那么总票数应为1+28+5，即1个国王､28个长老､5个监察官，最终波桑尼阿斯以15票而被判刑｡显然，监察官的票数没有计算在内，这样在总数29票中，波桑尼阿斯以15票而获刑｡[注：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元老院内部的表决可能采用了多数票制｡]显然，元老院在审判国王活动中处于主动地位｡这种情形在阿吉斯(Agis)审判案中再次表现出来｡阿吉斯四世的改革触犯了以国王利奥尼达斯为首的贵族保守派的利益，他们联合监察官发动政变，逮捕了阿吉斯｡他们邀请了那些支持他们的元老开设法庭，最后，阿吉斯被判处死刑｡[14](Agis， XIX， 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处死阿吉斯的法庭与审判波桑尼阿斯的法庭组成一样，但最初发动政变的是国王和监察官，而审判时他们绕不开元老院，还得要求一些元老参加，组成审判法庭｡这说明元老院在处理这类重大国事时是不可或缺的｡
　　除此之外，元老院负责某些其它重大事务｡史书上有一些重大的案件虽然称为由“斯巴达人”处理，但实际上可能是由元老院实行的｡[4](P133)我们知道，审判国王主要由元老院主持，但修昔底德所记审判国王阿吉斯案和普鲁塔克所记审判波桑尼阿斯案中，负责审判的都是“斯巴达人”｡另外，普鲁塔克在《莱山德传》中述及审判波桑尼阿斯时使用的也是“斯巴达人”｡所以，一些由“斯巴达人”审理的案子应归于元老院｡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元老院参与的其它一些重大案件｡如，公元前383年审判败军之将福比达斯(Phoebidas)，[41](V. 4. 13f.)福比达斯身为管辖雅典卫城的总督，丢失雅典城，其罪莫大焉，这种案件显然是普通的法庭无法审理，必须要有最高法庭才能审理｡又如公元前377年前后，斯巴达将领索福德里德斯(SPhodriades)贸然进攻雅典的庇里乌斯港，破坏了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和约，最后也受到审判｡[38](XV. 29. 6.)还有，修昔底德记载了公元前427年，普拉提亚(Platea)被迫向斯巴达投降，斯巴达派了5个法官去裁决对普拉提亚人的处罚｡[24](III. 52， 68)这5个法官从数字看它恰巧与监察官数目相等，但修昔底德在该书中提到监察官时都会直接用ephor｡而且监察官主要负责国内事务，不可能五个监察官一起出国｡所以，这五个人不可能是监察官，而应该是元老院的代表｡由是观之，斯巴达元老院可能正如伊索克拉底所比拟的那样，是类似于雅典贵族专政时期的战神山会议的最高法庭｡它不负责所有的司法事务，只负责王室事务､王位继承､国王海外总督等高级官员的渎职罪以及类似阿吉斯改革那样的重大决策的合法性裁决等“重大案件”或“生死荣辱以及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总之，斯巴达元老院起源于荷马时代的长老会议｡最初的长老会议由27名长老组成，按部落原则分配长老名额｡莱库古改革之后，元老院增加为30人，由28名长老和两名国王组成，初步摆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长老是具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较高道德水准的年满60岁的男性公民｡长老通过选举的方法产生，选举主要由公民通过呼声的次数和高低来决定｡国王在元老院中处于主导地位｡元老院与国王一起拥有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如果两者意见一致，那么议案将自动通过，如果两者意见不一致，公民大会有权讨论､修改或驳回，但元老院和国王有权否定公民大会决定的权利｡元老院主要负责死刑､剥夺公民权､没收财产等国内重大的政治事务｡在与国王､公民大会､监察官的相对关系上，元老院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普鲁塔克称元老们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其实质是指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性质，而不是权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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