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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4 15:46: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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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学术界,古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经常被作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本文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古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基于经济角度的产业排斥,这种情况既是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产物,也反映了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但在古希腊,这种情况很少见,就现有资料看,仅表现在斯巴达一个国家。另一种情况是基于道德角度的职业歧视。这种情况比较普遍,通常人们所说的古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就是指此。但这种情况与农业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

    关键词:古希腊人  手工技艺  职业歧视  产业排斥  农业特征

 

 

    笔者在《论古希腊人的重农思想》一文中曾用较大的篇幅,论证了古希腊人的农商并重思想。 本文将讨论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即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问题。关于古代希腊人的轻商问题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本文不得已时才提及商业。这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在农商并重的同时,确实存在着轻工商现象。但笔者认为,这二者在本质上并非自相矛盾,当然应作具体分析。

     在学术界,古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经常被一些同志拿来作为论证希腊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1] 因此,事关重大,有必要深入研究。从产业角度,亦即手工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古希腊人是十分重视手工业及其发展的。但从职业角度,亦即从自由民以从事什么职业为宜的角度看,古希腊人又是鄙视手工技艺的。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方面。

 

(一)

 

 

    手工业活动在人类农、工、商三业发展史上,历史最为悠久,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恩格斯曾把能否制造工具作为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可以说,人类自从能够制造工具那天起,不管他制造的工具多么简陋,哪怕只是一块打制的石器,一根折断的木棒,只要是用来作为工具,手工业活动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手工业作为一门独立的生产活动,作为一门独立的生产领域,则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

    手工业产生后,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提供给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提供给人类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的消费资料。在原始时代,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们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群体之一。手工业者都是氏族部落中最有经验,有技术,有一定科学知识,智商比较高的人。可是,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手工业者却成为最受鄙视的群体之一。

    古希腊的思想家在自己的著作里,时常提到“粗俗的技艺”,“下贱的技艺”,“卑陋的行当”,主要是指手工技艺,有时也包括农业和商业活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不肯定地提到“手工技艺似乎又都是有点低贱的”,[2] 而在另一处则以肯定的语气斥责那些在平民政体中掌权的手工业者,“他们的灵魂已因从事下贱的技艺和职业而变得残废和畸形,正像他们的身体受到他们的技艺和职业损坏一样。”[3] 柏拉图还引“铜铁当道,国破家亡”的神谕,论证手工业者和农民不具备作护卫者(哲学王)和辅助者(军人)的天赋。(铜铁分别喻手工业者和农民)神谕本身也反映了在古希腊对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歧视。亚里士多德研究城邦政制问题,经常提到手工技艺。他一方面承认手工技艺同农、商诸业一样,都为城邦赖以生存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又视之为贱业,“种种劳作都无可称尚” [4] 亚里士多德反对把工匠列为城邦的公民。色诺芬轻视手工技艺的言论不多,但有一段话却非常典型。他说:“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些粗俗的技艺是为人所反对的,因而当然也就十分为人瞧不起了。”[5] 他所说的粗俗技艺主要是指锻冶业。在古希腊,从事锻冶活动的铁匠最为人们所瞧不起,成为“卑陋”“贱民”的代名词。

    手工技艺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门类,而希腊人却如此鄙视它,这是为什么?城邦思想家给我们的答案是,手工技艺追逐物质利益,有损身体,使人没有闲暇,有碍善德的操修。这几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柏拉图明确指出:“手工技艺受人贱视,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只有回答说,那是因为一个人的最善部分天生的虚弱,不能管理控制好内部的许多野兽,而只能为它们服务,学会如何去讨好它们吗?”[6] 柏拉图认为一个人的天性中有两部分,即人性部分和兽性部分。前者指的是爱智、爱胜。后者指的是爱钱、爱利。柏拉图认为世俗的金钱是罪恶之源,从事手工技艺的人作了欲望的俘虏,追求物质利益,而不能去从事培养善德、追求正义的高尚活动,因此是低贱的。亚里士多德在论及城邦对儿童的教育时说:“儿童教育当然包括那些有用而确属必需的课目。但这里无须把一切实用的课目全部收纳。业务应该分为适宜于和不适宜于自由人操作的两类,授给儿童的实用知识就应该以这个分类为依据。”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善德”,因此,不能开设不适宜于自由人操作的课目而使学生形成“工匠(卑陋)的”习性。亚里士多德反对把手工技艺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目。他指出:“任何职业、工技或学课,凡可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灵魂或心理,使之降格而不复适合于善德的操修者都属‘卑陋’,所以那些有害于人们身体的工艺或技术,以及一切受人雇佣,赚取金钱,劳悴并堕坏意志的活计,我们就称之为‘卑陋的’行当。”[7] 亚里士多德还明确宣布:“凡是对人体最有损坏的,一定是最卑贱的行业”,“凡是最缺乏善德的一定是最可耻的行业”。[8] 他之所以反对把工匠列入公民之列,就是因为他认为工匠不具备一个公民所应该具备的善德,工匠职业也不利于培养这种善德。他认为仅仅一部分不担任卑俗的贱业的人们,才具备这些好公民的品德。“以手艺和劳力为生的人们既无缘完成他们的品德,就不可能成为这种城邦的公民。”[9]

    在古希腊,从事锻冶活动的工匠之所以最受鄙视,就因为这种技艺迫使工人“整天待在炉火旁边,伤害他们的身体,弄坏身体就会严重的弄坏精神”。[10] 事实上,锻冶活动烟熏火燎,确实辛苦,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凡是使用体力最大的,一定是最劳苦的行业”,[11] 而使用体力最大,意味着对人体的损害也大,而“对人体最有损害的,一定是最卑贱的行业。”在古希腊文中,“卑陋”的原意为“工匠”,古义为“熔炉”,指“炉边的人”,亦即铁匠。这些守在砧边,肌体日受炉焰消蚀的铁匠们,在思想家们看来,是被弄坏身体、进而弄坏精神的一群。他们日作夜息,长年在作息不已的循环之中,从无一朝的闲暇,是些最为低贱的贱民。这些贱民,也就是奴隶。而“奴隶制度,它不仅对于技术问题给予一个缓慢的解决……;而且使人轻视手工劳动,认为它是一种奴隶的工作。” [12]

    城邦思想家认为,一个自由人亦即城邦公民,人生的目的是培养善德,追求正义。贯彻到实际中去,即是致力于城邦政治。而从事手工技艺,追逐的是物质利益,职业卑琐,有违培养善德的宗旨。而且,培养善德,需要闲暇,而从事手工技艺,无一朝之闲暇。色诺芬就指出“这些所谓粗俗的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类技艺的人被称为不善于与朋友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13] 亚里士多德更重视闲暇对自由人的重要。他认为,从事粗俗技艺的人,包括农民,都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因为他们都没有闲暇。他认为培养善德,从事政治活动,必须有充分的闲暇,“闲暇比勤劳为高尚”。[14]

 

(二)

 

    笔者认为,城邦思想家关于手工技艺为什么受鄙视的回答是十分肤浅的,没有把真正的原因揭示出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关于职业高低贵贱的观念,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工关系的不平等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反映。

    在人类从原始时代进入阶级社会的过程中,生产形态、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分工劳动代替了集体劳动。分工不断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以及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都在这一时期完成。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杠杆。

    分工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同阶级的分化和发展密切联系着的。在这一过程中,私有财产关系、地域关系代替了公有财产关系和血缘关系,阶级剥削和压迫关系代替了原始的互助合作关系。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了城邦国家最基本的等级(阶级)结构。

    事实上,在社会划分为等级(阶级)的条件下。反映利益关系不同的等级歧视也就产生了,职业歧视就是等级歧视的延伸。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最初那些轻视手工技艺的人是那些过着不劳而获生活的贵族阶级,即有闲阶级。剥削阶级是有闲阶级,有闲阶级也必然是剥削阶级。他们本身靠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劳动所供养,但又反过来对劳动者阶级的劳动加以鄙视。对于城邦思想家来说,他们本身或者就是剥削阶级的一员,或者是剥削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所以,在他们身上,产生等级歧视及职业歧视的观念,也是必然的。

    在古希腊人那里,对分工的认识有两种角度。一种是从分工的经济意义上来认识,认识分工对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这样,必然对由于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各生产领域在社会总体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保持一种正确的理解。所以,在“需要”的理论[15] 前提下,对之采取充分肯定的做法。这就是古希腊人重农亦重工商的思想认识根源。另一种角度是从等级出发来认识分工,把分工关系和等级关系联系并结合起来,由此来论证不同劳动形式和不同职业分工的优劣贵贱。这就必然使那些在社会分工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亦即处于统治、指挥、管理的位置,及从事脑力劳动或精神生产活动的人,比如贵族,自感职业优越,从而视那些在分工关系中处于劣势,处于被统治、被指挥、被管理的位置,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为卑贱。柏拉图认为分工是等级划分的基础。事实上,分工也是等级歧视的基础。因为,既然是等级,便必然不会平等,所以,反映到思想观念上,便有了人的及职业的高低贵贱之分。所谓贵族阶级高贵,劳动者阶级卑贱的观念,只能是腐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

  在古代希腊,社会等级非常分明。每一个社会成员,非此即彼,都有明确的等级身份。和古代东方不同的是,无论是在社会实践中,还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古希腊人不是想方设法去掩盖和模糊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相反,却是着意划清这种界限,突出这种差别,并且敢于承认这种差别。这是在古希腊产生等级歧视和职业歧视的重要条件。公元前8世纪,提修斯改革把阿提卡的居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贵族有权“掌管宗教仪式,提供行政官员,宣讲法律和解释神的意志”,“贵族地位最尊贵,农民贡献最大,手工业者人数最多”。[16] 农民和手工业者没有任何特权,成为平民。这显然是根据一个人在氏族部落中的地位和职业分工所做出的划分,也是对当时已经客观存在着的等级结构、职业结构的一种法律认可。公元前6世纪,梭伦改革则以财产标准划分社会成员,按财产的多寡划分公民的等级,按等级分配相应的政治权利。具体说,年收入500斗者,为第一等级,300斗者为第二等级。第一、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一切高级官职,当兵可当骑兵。年收入200斗者为第三等级,第三等级只能担任普通官职,当兵可当重装步兵。200斗以下者为第四等级。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但可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当兵可当轻装步兵。无论是提修斯改革还是梭伦改革,特别是梭伦改革(还有罗马史上的塞尔维乌斯改革),这种“明码标价”,划分社会等级的作法,在历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就很大。在先前的氏族社会中,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人与人之间名义上是平等的,或者实际上不平等,但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们总是力图模糊这种不平等,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虚伪性。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共同体内部,人们不仅承认了原来不能承认的等级差别,而且使人人都有了相应的身份。这样以来,对于处在高层次的人来说,必然产生一种优越感,一种居高临下,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自以为具有高的天赋(所谓金的、银的),是善德的操修者,不劳力而劳心,以从政为天职。这实际上是一种“贵族意识”,即那些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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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9 00:53:57 | 显示全部楼层
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基于经济角度的产业排斥,这种情况既是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产物,也反映了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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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巴达国家,重农与抑工商相辅相成,重农凭藉抑工商,抑工商是为了重农,二者互为条件。在斯巴达国家,轻工商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是一种国家政策,这种政策的实质就是基于经济角度的产业排斥,这一切,都是国家农业特征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国家的农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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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7 17:07:03 | 显示全部楼层
农业是城邦的主要财富来源和经济支柱,古希腊人鄙视手工技艺与农业特征有着必然的联系。农业特征要求产业排斥,产业排斥反映农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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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 03:50:32 | 显示全部楼层
希腊的农业发展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农业并不发达,并且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局限,反而是商业确实极其的发达,这让他们产生鄙视手工业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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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2-1-9 18:03:23
古希腊人对手工技艺的鄙视不是基于产业分工的认识,而是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贵族意识”、等级观念,在社会职业分工问题上的反映,是阶级社会里脑体劳动对立的产物,是基于道德角度的职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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