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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07-3-27 23:53:00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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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黎国彬自述 张伟伟整理
文章来源: 南开大学报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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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国彬教授是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教授,他曾以耄耋之年,为我们中心的学术成果《英国庄园生活》([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著,龙秀清、孙立田、赵文君译,侯建新校)中的中古英语诗词的翻译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感动。本站转载黎先生这篇自述文章,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并以此纪念这位学识渊博的学界前辈。]




我是广西梧州人,1920年2月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38年报考了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2年毕业后受聘南开大学文学院助教。大概是由于我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论云南省路南县撒尼族和阿西族的体质特征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用英文写作,颇得中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陶云逵先生的欣赏。陶先生于当年7月6日聘我为他正在筹建的“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室调查员。我便开始参加边疆调查工作。这件事有个特殊的历史背景。1940年代初,云南地方当局计划修筑一条由石屏通往佛海的省内“石佛”铁路,后改为从昆明至佛海的“昆佛”铁路,并决定从筑路经费中拨出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单位对铁路沿线进行社会调查,为筑路提供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和地理环境等有关资料。当时客居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中的南开大学接受了这项任务,得到3万元的调查专款。1942年6月,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陶云逵为研究室主任。“边疆人文研究室“是南开大学历史上一件在国内有开拓性的建树。

研究室成立后不久,陶云逵先生便带领我和几名年轻的研究人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红河南下,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开展调查工作。当时去这一地区,困难和风险相当多。在与陶先生相处的两年多中,我是陶先生的助教,但在实际工作中,陶先生一直放手让我独立完成调查研究。1942年7月陶云逵先生在从阳武坝写给冯文潜的信中说:“…现黎国彬已去元江。…仅黎国彬一人去元江调查人文地理方面。” 我有时只能单枪匹马,历经艰辛,进行广泛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整理好后给了铁路局。在调查中,我也同时对自己关心的许多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如地理环境,傣族的生活环境和体质测量等。我去了许多地方,也遇到不少麻烦和困难,学术调查实际上成了一场探险考察。在这几年的调查研究之后,我写出了《摆夷(傣族)的人文地理》,于1946年发表。这篇论文是一本专著的缩影,我独到地概括出摆夷的生活地理范围为:“北纬25度以南,海拔700公尺以下”,并将摆夷的生活地理严格化。这项研究具有开拓性。当时,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老同学认为:由于我的论文资料为探险性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拿到美国去,直接申请博士学位。当然,我对此不以为然,还想继续深入下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将自己喜欢的科研项目搞下去,成为终生遗憾之一。

这次调查使我“乐不思蜀”,以至于,1944至1945年间,法国驻华大使馆给张伯苓校长2个去法国深造的名额,当冯文潜先生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虽精通法语,但明确表示拒绝,想继续搞自己钟情的研究。以后,我也从没有打过出国留学的念头。当时,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已小有名气,加之在云南调查时曾被“抓起来”,而成为“新闻人物”,《大公报》和《时世新报》都希望聘请我到报社就职。但我依然割舍不下科研和教学,拒绝了不少当时很诱人的机会。可惜的是,由于陶云逵先生1944年英年早逝,“边疆人文研究室”没能继续发展下去,我也随抗战后的变迁而身不由己了。

我自嘲是“听用教授”,党和国家需要干什么,自己就干什么。特别是别人干不了的事情,总有人想到让我干,我也只好“干”,没有办法搞自己想搞的科研。这听上去有点像调侃,但的确是一种无奈,有时自己心里也很不痛快,每当人们夸赞我情操和思想高尚时,我总有“哑巴吃黄连,你不知道我心中苦”的苦涩。但是,不痛快归不痛快,我对工作却从不“对付”,干一件事,就一定要干好一件事。我认真,教人认真,真想学的人也体会得出来。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抗战结束后,南开大学回到天津,教学工作也越来越多。1952年院系调整和1953年教学计划改革之后,我就开始“听用”,相继为历史系学生开出《人类学通论》、《考古学通论》、《中国地理总论》(系每周4学时为期2学期的大课)、《人文地理》、《中国边疆地理》、《东南亚经济地理》、《原始社会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世界历史》等一门一门地开创开拓性的新课。这些新课耗费了我大量精力和时间,也剥夺了我进行自己科研的可能。

1958年,我又“听用”筹建“地质地理系”,担任副系主任,指导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三个学校的十几个毕业生。我当时负责规划教学计划,为教师和学生开设《普通地质学》和《海洋地质学》等新课,资料完全来自国外论著。我还为南开和天津的其他大学开设了《天文学》、《地质投影学》、《植物地理学》、《生物地理学》、《测量学》等课程。此外,我还领着年轻教师开课,手把手指导备课和教学。然而,1962年地质地理系下马。我在此间培养出了一批年轻教师,有些后来成为国内知名专家和“博导”。40多年后,这些当年“地质地理系”的师生聚会时,在他们感激我当年的指点时,我心头总有一种酸甜苦辣的感觉。

1962年我又回到历史系,并立即在1963年开设了《东南亚史》,其他课程也照开。由于我所开课程庞杂,通文理博古今,一不小心,得到了“合儒墨,兼名法”之“杂家”的雅号。当时,郑天挺教授对系里的教师们说:“黎先生这个‘杂家’是个真正的杂家。你们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你们就找黎先生”。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是我首创的理论基础课,我一反当时教条主义学马列的陋习,将理论与历史融会贯通。特别是在讲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我当成一门学问来讲,深入浅出,广证博引,颇受学生欢迎,开创了学马列的新方法,这门课也成为历史系的必修课,世界通史每一段都开设。

改革开放后,我根据打开国门的需要,针对1977级大学生外语水平低的实际情况,于1978年提出了教学计划上没有的一门新课程,首创了《专业英语》(《外国史学名著选读》),不仅名声在外,而且成为历史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基础课,好几位教师相继效法开设。该课影响之大波及校内外,本校其他一些系和市内外兄弟院校也相继效法,开设与本专业相应的《专业英语》。这门课我从本科生开始讲,后来又专门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一讲就是二十多年。《专业外语》是受益学生最多的一门课程,除选材广泛之外,主要的特点是让学生实践,多做课堂练习。教学中,在两种语言和文化基础之外,我特别强调“进入原作者的境界”。例如,我在讲授莎士比亚的一首14行怀旧诗,译为:“又几行新泪,滴落在旧时的恨海,为那已难再见的故人旧物,流泻几缕思愁”时,课上竟有学生不禁泣不成声。做练习,改作业是这门课的关键之一。我安排每周一次课堂练习,每份作业都一字一字精心批改,几乎全部“套红”,下一次课上发还,并有针对性地讲解。让学生能了解自己问题的所在和不足。本系和外系慕名而来旁听的学生的作业我也一视同仁,照样批改。由于我的班比较大,30-50人(有旁听生),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批改作业上了,有时为了赶在上课之前改完,不得不熬通宵。不少学生是因为这门课和我建立了友谊,无论毕业后是在国内或国外,工作多年后还常来看看,有电话,信件和贺卡给我。一个教师能得到这样的“回报”,他还企盼什么呢?

1985年开创的《外国史学史》课程是我“得意”的课程之一。该课体系独创,按照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编排,实际上是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与国内外通行的思路不同。我的课程选材丰富,内容庞杂,深入浅出。史学史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章更有独到见解。《外国史学史》讲稿20多万字,我一直想把它扩大到50万字,成为一本专著,但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只好作罢。这真是“遗墨无头化青灰”的遗憾。

粗略计算,我前后开了21门涉及领域相当广泛的课程,基本上平均一年一门新课,弄得根本没有时间搞自己想搞的科研。

我“杂家”的名气也给我招来了不少“麻烦”。历史系的同仁记得郑天廷先生“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就找黎先生”的话,有问题自然不会“客气”,也深知我的为人,有求必应。学生们更不“客气”,甚至在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不厌其烦”地请教,使我成了实际上的指导教授。许多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遇到专业和语言问题时,最先想到的又是我,甚至不远千里打电话讨教。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为解决“前”学生们工作和学习中的问题睡不好觉,我真的比学生本人还认真着急。我还不时在上下课的路上遇到“劫道”的陌生师生讨教。在图书馆和资料室中,“打搅”者更多,人们“逮住”就问。有时,我真不敢再去图书馆和资料室了。至于外校、外单位和外地前来讨教各种五花八门的“疑难”问题者,我自然礼待,尽力尽快圆满完成,给“南开”挣上一点面子。“杂家”有“杂家”的难处。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多少没有“署名”、不算“工作量”、不算“成果”、没有“报酬”、甚至不为人所知的工作,为别人做了多少“嫁衣”。不过,反正“工作”在那里,有人受益足矣。

说真心话,我对“杂家”之誉很不领情,认为这是“江湖派”之同义语。不过,我虽是“江湖”,但不卖假药。在“疑难”问题出现时,我都从第一手开始做。我自己除创新思维和精通外语之外,记忆力好,对“犄角旮旯”的东西过目不忘,也对开拓性教学科研十分重要。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出现之后,郑天挺先生请我一同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我在翻阅大量中外文资料并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天津相当级别的人士作了专题报告,这项研究由我执笔,写了有83页稿纸的一篇2万多字论文。文章转到外交部后引起重视。不久,外交部将文章中的引用的5本珍贵资料借走。后来,郑天挺对我讲,北大的周一良先生见到他时说:总理看了这篇文章,说这是“古为今用的典范”,请周一良转告这边来。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起重视并为国家在中印边界谈判中提供重要的论据,关键在于我的研究方法与从中国单方面资料入手的传统方法不同,是从古籍和外国人的资料中找到有利于我国的证据。例如,在前后两次麦克马洪线涉及的中印传统边界问题上,我在古书中发现“北极出地高二八”的记载,即北纬28度,与第一次麦克马洪线相吻合。我还在19世纪初出版的法国百科全书中找到有关中印边界的资料,并在19世纪中叶国外出版的地图上找到关于中印传统边界的记载。此外,我更从地理和人种学的角度论证了印度不存在维吾尔民族的论据等等。这项成果不能发表,但的确体现了南开学术研究为国家现实需要服务的水平。

1979至1985年,我“听用”兼职担任学校图书馆馆长。这事不轻松。我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起重新安排了工具书室的资料和工具书,科学合理分布上架,使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工具书室在国内独具特色,受到师生和国内外来访者的高度赞誉。我这个馆长好“事必躬亲”,圈阅定书单,整理书库,查找图书,搬书上架。当然,这也使图书馆的管理科学化。我亲自订阅了许多宝贵的书籍和刊物。当“馆长”的一大“便宜”是看书方便。我往往整日钻在书库里,以至不少次中午被锁在书库中,饭不能吃,只好等到人们下午上班后,再被“释放”。

《印度尼西亚简史》是我1952-53年发表在《历史教学》上的一篇很长的题为“印度尼西亚”的论文后,引起湖北出版社的注意,前来约搞后完成的一部专著。该书于1958年出版,在当时国内学术届和人们对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和现状了解极少的情况下,以10万余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奠定了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基本框架,研究颇具开拓性。这项研究主要是得益于外语的功力。

我在1963年开始培养东南亚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1964年进修东南亚近代史的越南留研究生来校。几十年后在河内大学当教授的这位研究生来华讲学专门拜访,十分动情。文革后,我受教育部委托,从77级招收了全国第一批3名出国研究生,在国内培养一年后出国。学生进步很快,现在都在国外有所成就。

对我的工作大家还是认可的。1954-55年我的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出席天津市优秀教师代表大会,受到表彰。1974,1977,1989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教师称号。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崇高思想,只是“怕”自己没有完成任务,东西没有教够,而受到人家的批评。我更在乎的是不受“批评”。秉性如此而已。

我搞翻译也是“听用”。在我不知的情况下,我被请进了《翻译家辞典》。有学生告诉我此事时,我只有苦笑。我算得上通晓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并能笔译德语、西班牙语(开过课)、葡萄牙语、越语、马来语、拉丁文、波兰文等多种语言。所以,许多“难啃”的翻译自然“跑不了”我。于是,又是一发而不可收,我的译作(包括校译、审译)累计有1千余万字。其中署名的有:《朝鲜气候区域志略》(上海新地学出版社,1951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大陆诸国》(三联书店,1958年)、《尼加拉瓜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牙买加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十五至十九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等。至于找上门来的“周邓纪念馆”英文解说词、某“博物馆文物展览解说词”、许多“公司”的广告、产品说明书、各种著作或文集的“目录”、论文“摘要”、文物上的希伯来文或拉丁文等古文字铭文等等就更多了,我也只有“听用”而为。

联合国资料翻译自70年代初开始,是作为“政治任务”接受的一项业务工作。当时,商务印书馆受外交部委托物色翻译单位,请我翻译了一些资料后,十分满意,而且认为“可以展览”。于是,南开大学成为全国第一个翻译联合国资料的单位。1971年,我担任了天津市翻译小组负责人和总校人,带领小组人员经过艰辛努力,圆满完成了外交部交予的联合国资料翻译任务。由于参加翻译的人员外语和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我前后过手200多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推敲,有的译文几乎全改。天津的翻译精益求精,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评价。在1976年全国联合国资料翻译工作经验交流总结表彰大会上,我成为唯一受到提名表彰的人员,为南开大学和天津赢得了荣誉和声誉。1970年以后我还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主持的外国史学名著的选译定项目和翻译任务,参加过由商务印书馆主持,各省、市分担的历史书籍选材、翻译和审校工作。

我主持的《尼加拉瓜史》编译创立了一种独特的编译体系,从众多权威的资料来源中选其精,编成体系完整的各个章节,内容与体系融会贯通,一气呵成。该书成书后,有关部门认为这是译著的创新,建议推广。商务的《出版通讯》、韦氏国际大学字典翻译委员会等均发表文章,对它有较高的评价。

《十五至十九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是联合国出版物,由于该书涉及的文化范围极广,融合非洲、欧洲和美洲文化,作者广证博引,第一手资料丰富,致使翻译难度很大。一些相当有身份的学者翻译的初稿问题很多,对非洲黑人奴隶的各种土著语言在美洲与当地的各种语言混合后形成的各种“土话”,基本上无人翻译得出来,只好大段大段“空”在那里,英文翻译中“硬伤”和其他问题也很多。无奈的出版社慕名找到我,请我担任“总校”。我逐一解决了这些“难题”。黑人的非洲土话在北美与英语和法语等欧洲殖民者的语言混合,在拉丁美洲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融合,形成极不规范的用词和语法。我便运用自己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知识,结合对这些“土话”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和分析。将这些“天书”般的难懂“土话”,翻译得准确流畅。由于我在该书翻译中做的工作远远超出“总校”的业务职责,以至出版社在出版该书时,一反“译者”在前,“校者”在后的署名排序,将“总校黎国彬”排在“译者”之前。该书出版后得到联合国和我国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作为“范本”展出。

《英汉辞海》的翻译校对问题上,我也是不忍见其翻译的粗劣,怕丢中国人的脸,被迫参与,校对了相当的条目。当时,已经快翻译完的这部工具书,在校对时发现许多问题,主编王同亿经人推荐找到我,请我给“看看”。我看后发现问题比他们感觉到的还要多,还要严重,于是当时在写给王同亿的信中写道:“在审阅开头的200个字条中,全错的有9条,另外需要改动的达30-40%。”辞典中大量引用的古典名著原文和名家例句,涉及领域相当广泛,有些“译者”一窍不通,胡乱翻译一气。我只好将有问题的词条原译文和我改过的译文多条寄给他们,写信让主编了解翻译中问题的严重性并建议认真通审,“不能一掠而过。”我曾明确当面向主编表示:此书不能仓促出版,甚至最好不要出版,因为,用得到《韦氏国际辞典》的人,一般可以读原文,用不着翻译,否则也用不着此书。我也曾明确要求主编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入编委名单。但“主编”还是仓促出版,并硬将我的名字写入编委。我对此书的翻译出版的确不敢恭维,交给我看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问题那么多,我没有看过的到底有多少问题,真是很难说了。

我在难度更大的“汉译英”上也下了一些工夫,“听用”翻译了一些中国古代文献和涉及中国古代历史的高难度论文。我汉译英的《明夷待访录与清初文字狱》、《历代大运河的修治情况》等多种论著,这些大都是无人“敢接”的“活”,没办法才请我帮忙的,怎么好意思拒绝?此外,《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目录的英文目录一直由我翻译。学报刊载的论文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无所不包,难度极大。我翻译的英文题目有自己的特色,从而使《南开大学学报》在全国高等学校学报评比中受到高度评价。考虑到学报的规范和国际交流,我还主动提出增加英文论文摘要,承担了这个费心费力的工作,并希望借这个工作培养几位年轻人。我找了几个比较有希望的学生,他们都在国外学习研修过,现在都是“博士”或副教授了,组成一个翻译小组,让他们分头翻译初稿,我给他们修改,并不时有针对性地结合翻译中出现的英文和专业难点问题给他们上课,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他们带出来。

我的翻译工作基本是“活”找我,作为“听用”结果的“无心插柳”。或许我对于文字,有一种天性或悟性。

可能由于磨难多了,我对人生持一种“出世”的态度,顺其自然,尽管受到许多的不公,心中也有几口咽不下去的“气”,还有没能完成《摆夷人文地理》和《外国史学史》的整理和写作,更是终生的遗憾,但我与世无争,为数不多的愿望之一就是;我要教学60年,一天也不下讲台。因为,我的确离不开教学,感情上无法割舍,能把同学带到自己的喜怒哀乐之中去,是很不容易的。能做到这一点,离开教学还有什么意思呢?又何必离开呢?当然,我没有办法留点东西在人间,但我毕竟在这里(教学中)发现了我自己,为什么离开呢?

  (2003年8月30日黎国彬先生因病去世,实现了他执教60年的宿愿,从1942年毕业任教到2003年6月为研究生讲完最后一堂《专业英语》课,黎先生真正在教学第一线默默工作了61年。)   推荐者的话:在南开读硕士时,有幸得到黎国彬先生的教诲。对他,我充满了敬意,他也许是最后一位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他上的专业英语培养了几代人。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我一直认为,在我接触的所有老师中,他对我的影响最大。然而,他的学问虽然很大,却述而不作。所以知道的人较少。但我始终认为,他是我见到的最有学问的人。他于2003年八月去世了,我一直想写点东西,以资纪念。前日见到他的学生张伟伟整理的自述,我认为很好,能够反映他的基本情况,故将此文转给您,如蒙刊登,不胜感谢!   荐稿人:龙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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