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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27 22:37: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张玉友
文章来源: 世界历史编辑部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2019年9月13-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主办、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承办的“第三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在西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慕尼黑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九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研究员主持,西北大学副校长常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原所长黄民兴教授先后致辞。常江研究员对各位嘉宾和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西北大学的基本情况、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中东研究所的情况。他指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应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响应时代的召唤。加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对于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届中青年学者论坛汇聚了一批我国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是推动我国世界史研究相互沟通、交流、合作的盛会。
武寅研究员强调,世界历史研究应在充分借鉴西方史学界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上,培养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历史研究议题和范式的意识。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自创建以来,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发展,在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世界史学科的希望在中青年学者身上,出路在于“鉴他山之石,走自己之路”,即要以正确的心态和方式,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东西,包括西方史学中的精华,同时要凭借自己的不懈探索和大胆实践,走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路,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史学积淀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努力构建中国的史学新体系。
汪朝光研究员指出,当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已经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其特点是选题新颖,问题明确,史料丰富,语言扎实。历史学需要融合发展,要打破中国史学科和世界史学科之间的藩篱。他强调,中青年学者是我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力量,决定着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中青年学者应更好地发挥能力和潜质,踏踏实实做研究。黄民兴教授谈了自己在世界史研究方面的经验和感想。他认为,当代世界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喜人,但是,中青年学者在关注小而细的研究议题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对世界史整体的认识,要有全局的眼光,在整体史观的指导下关注宏观议题。在近现代史研究中,也应关注当前世界发展的最新态势和走向。







本届论坛的参会论文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别史、古代史、国际关系史、亚非拉国别史等四个方向,与会学者分为四个小组进行了讨论,各自介绍了最新研究成果并积极研讨互动。在欧美国别史方向,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意大利史、苏联史依然是研究热点,具体研究议题涉及教育史、法律史、政治制度史、宗教史、社会史等。美国史方面,东北师范大学的刘丁一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内战的革命性判断符合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和潮流。上海师范大学的蔡萌认为,在20世纪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概念的内涵被多次重构。清华大学的张宏宇认为,资本是美国捕鲸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其目的是不断地增殖。南开大学的赵航认为,美国现代防疫机制经历从被动到主动,从城市到州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为当时的公共卫生发展注入了现代化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文静认为,美国跨阿拉斯加管道系统建设的技术争议是环保争议和政治争议的基础,彰显了技术在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英国史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研究议题广泛。复旦大学的许明杰认为,英国议会中围绕《大宪章》逐渐形成一种活跃的政治文化,体现在议会的立法、请愿等各类活动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倪正春认为,英国议会圈地对景观的改造体现了人类改造景观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冲突与调试。复旦大学的张晶晶通过整理约翰·密尔关于论述《接触性传染病法案》的书信和其在皇家调查委员会上的证言,认为“伤害原则”并不能作为分析密尔论《接触性传染病法案》的仅要原则。南京大学的征咪提出,波义耳讲座作为现代化历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英国渐进式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和解释视角。安徽师范大学的王闯闯认为,16世纪英格兰的清教徒在对待劳动的问题上左右为难。杭州师范大学的周真真认为,国家意识的增强使慈善机构成为战时英国汇聚社会力量、弥补政府功能不足的重要渠道。云南师范大学的王洋认为,为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住房短缺问题,英国政府的城市政策由“自由放任”政策转向了政府干预城市建设的政策。俄国史是学者关注的另一热点。陕西师范大学的赵旭黎认为,借助解密史料追溯苏联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政治危机问题,能够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保障改革的成功提供历史镜鉴。陕西师范大学的周厚琴认为,动乱学是21世纪“俄罗斯学”和“帝国学”研究热潮下的产物,也是一部分俄国学者对当前俄罗斯向何处去的一种回答。福建师范大学的梁立佳认为,探险家个人、俄美公司、沙皇政府三者之间的态度差异,揭示出沙俄扩张过程中存在的私人商业与国家权力间合作与冲突的隐秘逻辑。西北大学的王子晖认为,俄国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表达了不同的政治诉求、经济目标和时代关切。法国史研究方面,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肖晓丹认为,费赞炼油厂爆炸事故推动了法国工业环境督察机制向专业化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雯婧认为,“九小岛事件”事件最终依然是殖民国家强占他国领土和殖民国家间瓜分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意大利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美利认为,和解既是20世纪初意大利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双方基于利益考虑有意识地退让妥协的结果。德国史方面,华东师范大学的孟钟捷认为,德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策略是实现夯实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合法性的政治目标。欧美跨国史观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南开大学的丁见民认为,英美跨大西洋医疗信息交流,推动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英美医疗学界之间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医疗公共领域”。浙江大学的董子云认为,赋予城市居民以回忆习惯法的权利,既改变了城市特许状的性质,也是王权扩张过程中获取城市支持的政治策略。北京大学的张一博认为,英国18世纪集体创作的多卷本《普世史》折射了欧洲近代学术风气的变迁和历史意识的转型。













在古代史方向上,学者们注重史料、研究思想与研究方法的结合,体现了对前沿研究的把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吕厚量认为,《波斯志》独特的历史叙述模式并非来自于东方主义史观,而是古希腊诗体文学与希罗多德史学传统在散文体波斯志中的共同延续。陕西师范大学的李大伟认为,近现代可萨改宗犹太教的历史被重新发现,可萨犹太人作为历史上重要的犹太群体之一被铭记。慕尼黑大学的李智认为,苏美尔人的驿站系统以其内部详尽而明确的分工方式及完善的运营流程,为后来闻名于世的亚述帝国与波斯帝国交通体系树立了典范。长治学院的齐小艳认为,位于丝绸之路中段核心区的索格底亚那是希腊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希腊化世界与中国文明接触的前沿阵地。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施廷认为,在彼特拉克那里,以西塞罗、李维为代表古典作品,是世俗文化传统中高品和正宗,对它们的编纂、引用,是对这个传统的继承和复活。





在国际关系史方向,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聊城大学的曲升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对美国海洋自由政策的重塑奠定了《杜鲁门公告》单方面扩大近海管辖权政策的基础。江南大学的张楠认为,面临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政府的污蔑事件,中国政府创造性地在1952年禁毒运动中推行爱国主义性质的“口头宣传”政策。武汉大学的张愿认为,1964—1946年间,美英关于西南太平洋岛礁主权及军事基地交涉的失败塑造了冷战格局的最初形态。武汉大学的张士伟认为,冷战早在1946年即在远东地区初现端倪,而以新闻与声明面貌出现的谣言和妄语是重要反映及推手。华东师范大学的梁志认为,美国通过从双边合作和多边限制两个层面入手将韩国导弹研制活动约束在射程180公里、载弹量300公斤的范围内,进而构建起了全球防导弹扩散机制。云南大学的刘恒认为,帝国利益是英美阻止苏印米格-21交易努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亚非拉区域国别史研究方向,日本史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北京大学的梁晓弈认为“神国日本”观念起始于9世纪中叶的新罗海贼事件,这一观念的形成并非来自于外部压力。武汉大学的牟伦海认为,冷战时期日本对苏联的文化政策依附于其外交与经济政策。南京大学的陈海懿认为,大国意志与日本预谋对“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的派出与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湘潭大学的瞿亮认为,近世日本正统论的发明与演变对幕藩体制的瓦解与天皇制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首都师范大学的王超认为,石母田正对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南开大学的郭循春认为,共产主义思潮与世界经济危机推动了日本反军潮流的发展。北京理工大学的何鹏举认为,本多利明的“自然治道”理念是一种近世日本的维新思想。







印度、越南、阿富汗、叙利亚、苏丹、南非、阿根廷、巴西等亚非拉中小国家史也得到了充分重视。华东师范大学的王立新认为,与正统印度史学不同的是,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叙事则建构起一种现代性的历史空间。华东师范大学的钱盛华认为,越南与周边国家建立的朝贡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协调性。郑州大学的成思佳认为越南古史事涉越南民族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应关注越南古代史家对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孙志伟认为清末民初以来,以马来亚华人为代表的海外华人群体逐渐成为中英两国共同关注的群体。厦门大学的高艳杰认为,1959至1961年的印尼排华浪潮是影响中国与印尼关系的重大事件。西北大学的闫伟认为,阿富汗部落是影响近代以来阿富汗国家构建的关键因素。浙江师范大学的李鹏涛认为,棉花种植的失败暴露了殖民经济霸权的脆弱性和矛盾张力。西北大学的王猛认为,粮食战争扮演了英埃政府控制苏丹的有效方式、改变了苏丹的土地制度和生产方式、改变了苏丹国家权力的本质。北京大学的魏运高丽认为,英属德兰士瓦招募华工涉及到南非殖民地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兰德问题甚至成为影响英国国内政党博弈的因素之一。山西师范大学的王霏认为,由于新教在阿拉维派中的传播引起了奥斯曼政府的怀疑和压制,最终促使使其在阿拉维派的传播活动宣告失败。河南大学的艾仁贵认为“耶路撒冷学派”为犹太人重构民族身份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但其留下的思想遗产也颇具争议。湖北大学的程晶认为,军人政权时期巴西城市环境治理的历史演变向人们清晰地展示了在不同的环境思想观念支配下,人类活动给周围环境及人类自身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南开大学的冯利认为,1825年《英阿商约》开启了阿根廷外向型经济的依附发展之路,深刻影响了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




论坛闭幕式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福泉教授主持,各小组分别总结了发言情况。第一组论文主要关注的是欧洲史,特点是史料新颖,选题以小见大,并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立场。第二组主要对英美外交史、美国史和环境史进行了深入讨论,其特点聚焦于跨国史和概念史的研究,研究方法上体现了“多边档案”的运用。第三组主题囊括“中西”,涉及日本史、越南史、中东史等,研究议题有身份认同、国家治理、外交政策等,其特点是重视从文化和思想的视角研究世界史。第四组论文题材广泛,论证上系统、完整、有挑战性、史料丰富,讨论也激烈而深入,同时也体现了对现实的关照。最后,汪朝光研究员、徐再荣研究员和韩志斌教授分别在闭幕式上进行了总结发言。汪朝光研究员认为,第一,本次论坛选题非常广泛,涉及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符合当下潮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等传统领域的应得到充分重视。第二,从事历史学研究,尤其是世界史研究,要有万物皆史料的观念和意识,如重视对图片史料、影像史料、声音史料、实物史料等运用。第三,历史学研究需要注重对逻辑学和细节的把握。徐再荣研究员指出,《世界历史》编辑部长期以来对青年学者尤为关注,本次论坛入选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前沿和水平,本次论坛在注重文章质量的同时,也注重对欧美史之外的亚非拉区域国别史的关注,希望通过论坛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韩志斌教授总结了此次会议的特点为高规格、大格局、上水平。




作者信息
张玉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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