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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 06:17: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韩铁
文章来源: 中国 美国史研究会网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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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铁教授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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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铁,江苏如皋人,1947年生于武汉,“老三届”1966 年高中毕业,武汉大学美国史硕士,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现居加拿大。著有《美国宪政民主下的司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战后美国史》、《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等。感谢韩铁教授授权转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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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韩宇老师来函,希望我为美国史研究会网站的“南开、武大美国史学科五十年”专题写点回忆文字,称我为 唯一在这两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机构都曾工作过的人。我的确是在中国美国史的这两个学术重镇都待过十年左右的时间,可是鄙人从来不记日记,加之忘性太大,许多细节都往事如烟了,所以一时要写这类东西还真的是比做学术文章都难,后者有文献资料做依据,不愁不摸出点门道来。然而这近似失忆者的回忆文章怎么写呢,冥思苦想良久,只好大而概之地说说自己在这两个美国史研究机构的经历与脑中留下的尚未忘怀的印象。
1964年,我还是个高一学生的时候,在武大校园里突然看到了一位身着西装大衣,腰板挺得笔直的中年男子,给人恍若隔世之感,因为多次政治运动之后,珞珈山下早已没有哪个敢穿西式服装了。记得当时唯一一个衣着有点出格的就是数学系一级教授李国平先生,他穿的尽管是毛氏呢制服,但披了一件令人眼睛一亮的蓝色斗篷,行走如风,犹如将军虎虎生威。李先生是当时的“红色”教授,故比较没有顾忌,在菜市场里遇见我母亲这样的右派分子的家属依然以“韩太太”相称,不怕大声打招呼。现在想来,这确实是李先生的可爱之处,即便被捧上了天,有时还依然不失自己的真性情。可是这位新近出现的穿西式大衣的人是谁呢?我不久即听坊间说,他是曾在武大教社会学的刘绪贻教授,50年代初数落当时以极左著称的武大党的一把手徐懋庸“其貌不扬”,结果被排挤到武汉市工会部门工作,现在又回到武大了。至于他回来做什么,我不得而知。没想到,刘先生回武大不久挑起的重担竟然就是建立武大美国史研究室,更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当时一心想学理工科的高中生在15年后会投到他的门下学习和研究美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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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刊有“陈毛体”的武大校门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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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在做知青5年、住队蹲点2年和教中学3年后,考取了刘绪贻先生的美国史硕士研究生。回首走过的坎坷道路,不禁要问: 人生有几个十年?如果从1966年高中毕业碰上文化大革命算起,13个年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付之东流。当我和王受之、郭晓原、张大化一起成为刘先生的研究生时,我们都是已过而立之年的人。失去的年华太多,大家都有时不我待之感。幸运的是,我们终于碰到了一个1949年以来也许是中国思想教育界气氛最为宽松的年代,碰到了武汉大学走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前列的岁月,也碰到了武大美国史研究室最为鼎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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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先生,1981-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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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此时已年近古稀,但 思想开放,精力过人,骑自行车在武大校园陡峭的山坡路上下行时居然连刹车都不用,如风驰电掣而过。其有关新政和帝国主义垂而不死的解释,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在学术界引发了争议的风云,为摆脱多年来的思想理论束缚和在美国史研究上促进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做出了贡献。我们几个研究生从中受益匪浅。不仅如此。刘先生还以其非同寻常的热情与组织领导才干,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建立与发展呕心沥血,扎扎实实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出任研究会首任秘书长,将秘书处设在武大,创办研究会通讯等等。由于这类事情的工作量在那个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实在太大,刘先生当时没有给我们正式开课,但是经常找我们对谈,对我们的学习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 他让我们参加他所主持的翻译与研究工作,让我们在美国史研究的实践中学习成长。我们四人都参加了《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的翻译工作。毕业之前,刘先生还找我和王受之谈话,要我们接手《战后美国史》的撰写任务。可以说,先生以压担子的方式将我们推到了美国史学习和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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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贻先生在书房,拍摄于1989年5月1日。转自黄安年先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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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领导下的美国史研究室除了有年近80的曹紹濂老先生以外,还有5位中年老师,即李世洞、李世雅、李存训、王锦瑭、钟文范老师,可以说济济一堂,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梯队。曹先生1957年蒙冤后,历经磨难,失去了20多年的宝贵时间,此时不顾年迈,依然坚持要为本科生开美国政治制度史的课,就好像是要找时间讨债一样。一个大阶梯教室里坐了许许多多的学生,老先生每次上课都先要做词语解释,用的似乎是民国时代的语言,给我们介绍的也是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然而这些概念对于我们这些与西方学术隔绝了几十年的人来说却有如沐春风之感,颇为新颖。几位中年老师当时都有各自的专攻领域,李世洞老师研究美国史学史,李世雅老师研究独立战争,李存训老师研究杜鲁门总统,王锦瑭老师研究进步主义时代,钟文范老师研究美国劳工史。我和王受之上过钟老师给给本科生开的美国劳工史的课,他讲课条理十分清晰,内容也很丰富。我们倆记笔记把手都记酸了。其他几位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们开课,但看了他们的文章和在研究室开会时听他们侃侃而谈,便知他们个个理论根基深厚,都是治史之才。我们在一旁常受启迪。当时还有一位比我早一年毕业从复旦来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工作的谭君久老师,他专攻美国政治,思想活跃,对两党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可惜不久即去了政治系,后来成为武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除了这些老师以外,美国研究室资料室的张屏也不是等闲之辈,她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大师张舜徽先生的千金。刘先生在她面试时即发现其文字功夫不错,且责任心很强,后来果然不仅将资料室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而且成了刘先生编美国史研究会通讯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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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会议,从左至右为杨生茂教授、资中筠教授、松田武教授,刘绪贻教授,拍摄于1991年5月25日。转自黄安年先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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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一个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学术机构,要想走上正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由于美国史研究室尚未能给研究生系统开课,加之我们几个都不是学历史的出身,甚至没有受过完整的本科教育,可以说起自草莽,所以刘先生要我们去听夏诚先生等世界史老师讲授的课,以开阔眼界和打好基础。此外,刘先生还放手让我们去选修并非美国史的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课。其中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吴于廑先生的西方史学史。 听吴先生讲史学史,应该说是一种享受,比到国家大剧院听交响乐还要令人心旷神怡,其遣词用字所达到的美学高峰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我想今日《百家讲坛》诸公听了一定自叹弗如。可惜这样的授课在武大历史系恐怕已成绝唱,我当年的笔记本也失去了踪迹。另外, 武大经济系当时有三位Harvardmen在给研究生讲课:刘涤源教授讲宏观经济学,谭崇台教授讲微观经济学,张培刚教授讲专题。我们便也挤到听课的经济系研究生中去,一下子就被这三位先生的授课吸引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过去在政治运动中被整得太厉害,刘涤源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看上去似乎是个寡言少语之人,可是一上了讲台,压根就像是变了个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简直就是生龙活虎一般。我这个当年住在他家隔壁的小孩子不禁吃了一惊,暗想他的两个儿子一定不知道他们的父亲竟有如此本事。谭先生系四川人,说话轻声细语,有一股川腔中透出的斯文,把个照理应无多大趣味的微观经济学娓娓道来,就像是山林中的涓涓细流一样自然而然地流入了我们的脑海。至于张先生这位发展经济学奠基人,1946年回国前就因博士论文在哈佛大学获得威尔士奖而声名大振,可1949年后长期从事与经济学无关的基建总务等工作,好不容易迎来了改革开放,于是受武大经济系邀请,从华中工学院到武大来给研究生上课。老先生重上讲台自然春风满面,笑口常开,我们也因此而得以一睹其洒脱诙谐的风采。他有关私有财产权的生动论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想起来,我后来对美国经济史感兴趣与这三位哈佛培养的经济学人的教诲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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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于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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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武大学习期间有很多学术交流的机会,使我们得以增长见识。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武汉正式成立,我们有幸参加当时的会议,从美国史前辈学人黄紹湘、杨生茂、丁则民、靳文瀚、黄德禄、邓蜀生、罗荣渠、张友伦、黄安年等先生的发言中获益良多。1980年研究会烟台年会,我们又有机会再次见到全国各地美国史研究的学者,并结识了其他学校的美国史研究生如南开的王玮、王心扬和徐秋,复旦的王毅杰等。除了国内的学术交流,美国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威斯康辛大学著名宪政史学者斯坦利·I. 库特勒(Stanley I. Kutler)、以研究哈定著称的密苏里大学副校长尤金·特兰尼(Eugene Trani)等亦先后到武大访问,做学术演讲,并与学生对话。他们都对武大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库特勒教授后来成了我在美国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我在美国去拜见特兰尼教授时,发现在他宽大的办公室的墙上还悬挂着着当年到武大讲学时历史系贴出的中文海报。他告诉我说这是他的重要收藏。由新劳工史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等著名美国学者组成的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也曾到访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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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拍摄于烟台,1980年10月18日。转自黄安年先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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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武大此时在学术交流的一个方面就已经落后于南开了,那就是没有像南开一样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富布赖特教授到校讲授美国史。当时武大年年都有富布赖特教授的是法学院,而南开则是历史系。在那个研究生课程建设起步不久的时代,有无富布赖特教授授课,对于研究生的培养,还是十分重要的。这大概是南开与武大逐渐拉开差距的开始。直到1988年,武大才来了一个教美国史的富布赖特教授芭芭拉·彼得森(Barbara Bennett Peterson)。在当时已留校在美国史研究室任教的年轻教师何宏非的帮助下,彼得森与武大、华中师范大学两校历史系、外语系的几十位老师合作,编出了Notable Women of China: Shang Dynast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该书在2000年由美国著名出版公司M. E. Sharpe, Inc.正式出版。这恐怕是富布赖特计划中中美两国学者位为促进中美学术交流共同成功出书的少有典范。如果武大美国史研究室能早点有更多的富布赖特教授来访,那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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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法律史学者斯坦利·I. 库特勒
(Stanley I. Kutler,193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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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毕业后,我留校任教,86年完成《战后美国史》文稿,同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从事研究两年,88年回国后担任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副主任。王受之去了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他舅舅是中央美院教授,受舅舅影响,不仅画得一笔好画,而且对美术史和西方工业设计史的兴趣都超过了美国史。在彻底离开美国史领域之前,受之兄信守承诺为《战后美国史》提供了部分初稿与材料。后来,他到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任教,深受学生欢迎,多次被评为年度最佳教师。在我看来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受之兄思维敏捷,博闻强记,奇思妙想,常如泉涌,尤其是语言能力超群,一张嘴就妙语连珠,令人折服。此公讲英文比讲中文还快,在迈阿密棕榈滩与美国友人侃大山可以侃得举座捧腹大笑,后来受邀在国内就城市建设、房屋设计、室内装潢等广泛论题四出演讲,在业界的名声也是如雷灌耳。依我之见,他的演讲功夫绝对不在易中天之下,而且能够中文、英文左右开弓。如今,受之兄从美国学校退休后出任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只要看看他的博客,就知道他的脑袋瓜子里还在不断地冒出新点子,崇拜他的学生和年轻人可说趋之若鹜。郭晓原、张大化毕业后与我甚少联系,只知道晓原去深圳经商,大化在湖北教师进修学院任教。
我们这一届之后,刘先生停招了一年,1981年又招了四名硕士生,不再是我们这样的草莽之徒,而是规规矩矩的1977届本科毕业生。他们是 李洪山、徐以骅、赵林、何宏非。洪山是武大英文系本科毕业,密苏里大学副校长特兰尼来校讲学时担任翻译,特兰尼看到听众的反应如此之好,称洪山的翻译可以打满分。后来,洪山经特兰尼帮助到密苏里大学学习,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后到肯特州立大学任教至今,在研究美国与中国、台湾的教育、文化关系上成就斐然。以骅毕业后去复旦大学任教,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如今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担任国际政治系主任,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美国宗教等领域著述甚丰。赵林毕业后在武大哲学系任教,授课极受学生欢迎,在武大教授中有名嘴之称,他主讲的很多课程都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和“中国大学精品视屏公开课”,享有国家教学名师称号,所发表的专著与论文之多自是不在话下。宏非毕业后留校在武大美国史研究室任教,她勤于思考,富有创见,是个做学问的好手,198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可惜因眼疾长久看书吃不消,转而经商。如今她的公司帮助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量贩店好市多(Costco),打出了公司独家零售品牌(corporate brand)的伏特加等酒类,已经可以与长期以来在美国酒类市场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全国批发销售品牌(national brand)一争高下了。我相信,宏非虽然离开了美国史研究领域,但是她的商业建树将在美国酒类制造业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一届研究生之后,刘先生、曹先生及研究室其他老师还招收了一些硕士生。尽管我对他们不太熟悉,但知道其中同样不乏众多出类拔萃的学子,如现在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授和宪法学学科带头人的蒋劲松、在外交学院任教授和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主任的唐晓、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和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的孙新强、曾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中国信息报社工作过的袁喜清、曾在湖北省社科院工作过的胡金平、现在武大历史学院任世界史系主任和美国史研究会理事的潘迎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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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樱花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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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从老师还是从学生来讲都充满了生气和希望的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在1980年代以后却一落千丈,很快就失去了中国美国史研究重镇的地位。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恐怕就是在80年代南开、东北师大都成为美国史博士点时,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无论是杨生茂先生还是丁则民先生都不会认为当时武大美国史研究室的条件不够,也不会认为刘先生没有做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据我所知,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在这方面的失利主要是自己校内的因素造成的。除了争取博士点未能如愿以外,在美国史研究室还没有人能像刘先生一样成为在全国都有广泛影响的美国史学科领头人的时候,学校和历史系就过早地让刘先生退休了,结果对研究室的学术地位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而南开则不然,张友伦先生以其学术贡献及其在美国史学术界的卓著声誉,已经成为杨生茂先生当然不让的后继者。不仅如此,张先生在自己领军南开美国史学科时就已经在物色其后的接棒人,最后在1989年煞费苦心地将李剑鸣老师留校,甚至通过学校动用校长基金让李老师的原单位湘潭大学放人,可谓心胸开阔,高瞻远瞩,谋事在先。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刘先生看中了一位将要毕业的硕士生,觉得是可造之才,要当时担任美国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我一定要将他留下来,可是我竭尽所能,终因种种阻力而未能完成老先生的心愿。我后来曾经开玩笑说,这个学生如留下来,固然难以和本尊李剑鸣第一相比,但说不定能成为李剑鸣第二或者李剑鸣第三呢!这次努力的失败使我意识到自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恐怕难以一展拳脚,更何况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大会打高校政治太极拳的人,也没有什么兴趣去打。1990年二次赴美后,我就离开了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先是在康涅狄格州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史,后又去威斯康辛大学跟随库特勒教授攻读美国史博士学位,最后为儿子的教育而移民加拿大,一晃就是十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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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大学麦迪逊分校校园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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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9年,我那个小时候调皮捣蛋、现在颇有电脑天赋的儿子在大学上了还不到两年就不用我来负担了。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连零用钱都不找我要一分。我想我到了可以回国将我在美国又学了6年的美国史派点用场的时候了。 说穿了,我喜欢教书。于是,我开始和国内几个大学所认识的美国史学科的老先生联系。由于我希望半年到校授课,半年在加拿大自己做研究,一些学校对此感到为难,但南开大学却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后来我才知道,当杨生茂先生将我的信转给时任南开美国史研究室主任的李剑鸣教授后,他即与已退休的张友伦先生商议, 两人都觉得半年在南开,半年在加拿大,对国外学术动态更为清楚,有益无害,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这等开明的态度,实在难能可贵,令人感动至深!经李剑鸣老师一手与校方交涉,南开很快同意我为聘任教授,并在我正式到校授课之前就解决了我的教授职称问题。其速度之快,其用心之诚,其考虑之周到,使我着实吃了一惊,这在其他学校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我总算知道南开美国史研究室为什么能远远走在前面的原因了。
2000年年初,我第一次来到南开这个张伯苓先生创办的著名学府,也是第一次见到了李剑鸣老师。他身材高大,谈吐儒雅,一派学者风范。 见面不久,李剑鸣老师就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说我到南开后除了教书做研究以外,其他杂事无须烦心,他们会做出妥善安排。果不其然,我2001年到南开先作为聘任教授给研究生上了一个月的课,2002年即作为全职教员在春季学期给研究生开美国经济史(lecture)和20世纪美国史(seminar)的课,并招收了一名硕士生和一名博士生,学校还安排了三室一厅住房,我在南开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自此便完全走上了正轨 。所有这一切,我没有操一点心,没有求一个人,没有打一个电话,完全是李剑鸣老师、历史学院和南开人事处一手操办的。说实话,我过去对任何单位的人事处都没有好的印象,因为他们大权在握,架子不小,可是南开人事处处长蒋华上教授使我从此改变了看法。蒋处长比我年长,为人热情、斯文,外语学院教授的学者之风不改,但解决问题又十分干练、实在,好似一位讲究效率的公司主管。上行下效,他手下办事人员待人态度之好,是我始料未及的,内心深受感动。我在南开工作还没有几年,恰好碰到一次岗位晋升的机会,可是我在加拿大不知此事错过了申报时间。李剑鸣老师获悉后赶紧替我补报。当有人说已错过了申报最后期限时,李老师说加拿大和中国有时差,按照我在加拿大的时间还没有过,并说这不是津贴多少的问题,而是对一个老师的学术地位是否予以承认的问题。我对于岗位晋升和评奖一类事向来不是太在意,但是李剑鸣老师对我的这一番苦心,我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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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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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我不仅有了潜心教学与做研究的一个好的环境,而且得以有机会不时见到中国美国史学术领域的 前辈学者杨生茂、张友伦、冯承柏、陆镜生先生,并结识了李剑鸣老师领导下的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年轻一代学术同仁。说实话,能够和当今中国美国史学科这样一批学术精英相处共事,真是其乐融融,一生之幸事也!杨先生此时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早已退休。我每年到南开都是春节之后,必去拜见老人家,拉拉家常。年纪大的人都喜欢有几个后辈与他说说话。不期杨先生在2010年驾鹤归西,如今只有在心中默默怀念这位一代大师了。到南开不久,张先生70大寿,中心为他庆祝。先生讲起话来,风采依旧。后来美国的美国学协会想通过他找一位中国学者为该协会的网上美国学百科全书写“中国美国学”的条目,张先生推荐了我,对我这个外来的后进亦是提携有加。冯承柏先生在我撰写《战后美国史》时曾予以巨大帮助,我初到南开时受邀在他家中吃过煎饼果子,但由于他身体日渐虚弱,我也就不敢常去打搅了。冯先生2007年谢世,南开美国史学科失去了一位思维极其敏锐的前辈。陆镜生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到威斯康辛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我正在那里读博士学位,成了好朋友。2000年以后,先生早已年过花甲,虽还带研究生,但已不大上课了。他对我在生活上十分照顾,房子装修全靠他介绍的熟人施工,使我省去不少麻烦。不久,先生退休,潜心佛学与慈善,进入大彻大悟之境界,还常常劝我学点佛学,要有终极关怀,可我悟性太差,也不知日后是否能够顿悟。不过不管能否皈依佛门,先生都是我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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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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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前辈相继退休离开学术第一线之时,南开的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没有像武大美国室研究室一样后继乏人,盛极而衰,而是如日中天,在国内美国史教学与研究领域继续雄踞领先地位。常言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可是在李剑鸣教授领导下的年轻一代美国史学人不仅守住了业,而且将南开这个传统的强势学科推向了更高的水平。除了校方和历史学院长期以来的支持以外,美国史教学科研人员已经形成的强大阵容显然是关键所在。这是南开几代学人和办学者苦心经营的结果。此时执掌美国历史与文化中心帅印的李剑鸣老师无疑是中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翘楚。他所撰写的《美国的奠基时代》是《美国通史》六卷本中唯一一本由一个作者完成的,在理念、布局、文风上都是一以贯之,无可挑剔,可谓一气呵成的上乘极品之作。更重要的是,此书广泛吸收了国内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其他几卷在资料备受限制的时代完成的作品相比,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到南开工作时,这本书对于他来说已成为过去,而他在美国早期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不仅硕果迭出,而且进入了一个很多人只能仰望的境界。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他讲“民主”的概念在美国革命或者说美国国家构建时代的语境下的含义及其演绎,有豁然开朗之感,当即意识到国内学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对美国历史上的民主的理解还有许多需要更新之处。剑鸣老师之所以在解读历史上有种种不同凡响的见解,与他注重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只要看过他写的《历史学史家的修养和技艺》以及史学史方面的论文的人,就知道他在这个领域根基之深厚,非同寻常。
当时除李剑鸣老师以外在 南开美国史学科领域的另一位栋梁之才就是王晓德老师。他虽然不在美国历史与文化中心的编制之内,而是拉美研究中心的主任,但他是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同仁中公认的重量级人物。晓德老师除担任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外,还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基地主任,行政管理工作不可谓不忙,可这对他来说似乎只是小菜一碟。他不仅把基地和中心领导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出书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继《美国文化与外交》这本在学界影响广泛的专著之后,他在离开南开不久又推出了《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的大部头专著和《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结果,这两本书均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成为史学界之罕事。我在南开时住的公寓单元正好和晓德老师家门对门,常被请去吃他夫人侯老师做的各种山西面食,享了不少口福。他的神童儿子更是我电脑出了问题时的trouble shooter。正是这种朋友加邻居的近距离接触使我发现, 这位多产的史学家并不是整天伏案而作,他午觉要睡,乒乓球要打,行政领导事务要管,还常常过来和我谈天说地,但是一旦坐到书桌前,其效率之高,非常人能望其项背。至于晓德老师领导基地和中心之所以能如烹小鲜,我看主要是因为他以诚实、正派、公道服人,知人善任,把各种关系理顺了,从而使本来性格、脾气、爱好各异的人都能和衷共济,各尽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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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王立新教授、王晓德教授、李剑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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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美国史学科不仅有李剑鸣和王晓德两位领军人物,还有一批在美国史领域各有建树的中青年才俊,他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在其他大专院校恐怕很难找到的基本分支学科相对齐整和有雄厚实力的教学研究梯队。赵学功老师当时已在冷战史研究方面脱颖而出,专著和论文越来越多。到他的办公室一看就知道,他已经把自己埋在书海之中,各种文献资料堆得到处都是,只有他自己才理得出头绪。这恐怕也是一种大家之风范。杨令侠老师深得杨生茂先生真传,家学渊源,后又师从张友伦老师接受美国、加拿大历史研究的训练,致力于美加关系和加拿大史研究,成为中国招收第一个加拿大史博士生的导师和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长,2013年因其在加拿大史研究上的出色贡献获颁“加拿大总督奖章”。肖军老师长期从事美国宪政史和专业英语教学,为人潇洒,谈吐不凡,授课深得学生欢迎,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和《美国历史研究通讯》编辑。承蒙他多次送我音乐光盘,使我在南开教学之余可以一享天籁之音。张聚国老师专攻美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革与种族关系史,长于批判性思维,时有独立之见解,近年来著述涉及美国黑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问题,是英国著名史家J. R. 波尔的大作《美国平等的历程》商务印书馆中文版的译者。罗宣老师的研究领域是中美关系史、媒体与美国外交、网络史学,在南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进一步深造,回国后出版了《梦想与现实之间:亨利. 鲁斯与中国》,为研究生开网络史学课,对学生查询资料帮助甚大。罗老师思想敏锐、常有洞见,所研究媒体与美国外交是国内学术界一个越来越受重视的领域,她在这方面假以时日,想必定有大作问世。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年富力强的付成双教授,他和王晓德老师一样,虽然不在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编制内,但都是南开美国史学科的得力干将。付老师在北美西部史和环境史研究上颇有建树,硕果累累,2013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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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合影,拍摄于2004年。前排从左至右:冯承柏、辜燮高、易廷正、杨生茂、张友伦、林静芬;后排从左至右:杨令侠、赵学功、韩铁、陆镜生、李剑鸣、肖军、张聚国、罗宣。 感谢杨令侠教授提供照片,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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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后,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又增添了新生力量,有两位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加入了中心的队伍。其中一位是丁见民老师,他致力于美国与加拿大土著民族研究,做学问十分勤奋、扎实,其博士论文获万心蕙学位论文奖,现已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尤其是他对印第安人“新政”的研究是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开篇之作。不仅如此,丁见民还担任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基地的秘书工作,行政事务占去了很多时间,但是其研究成果比很多没有这类负担的人还多。另一位是董瑜老师,她是李剑鸣老师的高足,同样也是万心蕙博士论文奖获得者,所研究领域为美国早期史,特别是早期公司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国内学术界对于公司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演变还研究得很不够,董瑜的努力有开先河之作用。看到这两位新人的成长,便知南开美国史学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长卷画面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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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马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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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师资队伍,南开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为研究生开的课程虽不是一应俱全,也是内容相当丰富,给了学生很多选择的余地。许多院校美国史研究生培养初期阶段开课有限的情况在南开早已成为历史。李剑鸣老师在课程设置安排上根据老师们的专长做出了全面安排。从课程形式来说,既有研讨班(习明纳尔),又有讲座;从课程所涉历史时期来看,既有纵观全局的《美国通史》,又有着眼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美国早期史》、《19世纪美国史》和《20世纪美国史》;从课程的专业分类来讲,既有《美国宪政史》、《美国经济史》和《美国外交史》这样的传统学科课程,又有《美国种族史》、《美国环境史》和《电子资源与美国史研究》这样的新兴学科课程。此外还有《北美史专题研究》与《美国外交史专题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老师们还共同为研究生开了《美国史学史》的课程,由每个老师根据自己专攻的时期与领域介绍那个时期与领域的美国史研究。这实际上是对研究生进行美国史研究所不可缺少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训练。在李剑鸣老师主持下,南开美国史学科在培养研究生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招生规模扩大了,要求却更严了。除了平日仔细指导以外,每一届学生开题报告的审核和毕业论文的答辩,老师们都会提出许多尖锐而中肯的问题,使学生有如坐到了审判席上一样,不敢有丝毫马虎。这大概就是南开美国史研究生论文在学界有口皆碑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开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不仅人才济济,成果累累,课程设置全面,研究生培养充满生气,而且还在对外学术交流上十分积极。除了老师和研究生出访、国内外学者到校短期讲学以及有富布赖特学者来校教授美国史以外,仅在进入21世纪之后就主办了四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分别为2003年的“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2006年的“从国际视野重新审视美国历史”、2007年的“全球视野下的早期美国史研究”和2011年的“美国族裔与社会文化”。2007年会议到会的美国学者中包括《剑桥美国经济史》主编之一、在美国奴隶制研究上曾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合作而闻名 遐迩Stanley L.
Engerman,早在1970年就因其对新英格兰乡镇的杰出研究而享誉北美和世界的Michael
Zuckerman,以有关早期英国移民社会习俗的名著《阿尔比恩的种子》而威震美国史学界的David H. Fischer,还有因对南部烟草种植园奴隶制和美国资本主义农业起源的深入探讨而声名鹊起、当时在南开大学任富布赖特教授的Allan Kulikoff。在一个中国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能一次有如此之多的顶级美国史学者参加,如果不是第一次,至少也是极其少见的。
可以说,我到南开的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看到的是南开美国史学科繁荣昌盛、继续向前大步发展的一个时期。我能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南开人,是我学术生涯中的殊荣。遗憾的是,2007年以后,由于中国高等院校人才流动力度加大,李剑鸣、王晓德两位老师先后离开了南开,去了北大和福建师大。这对于南开美国史学科自然是重大的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在感情上也十分纠结,既希望他们在其他院校有更好的尽展其才的机会,又惋惜自己在南开少了两位挚友,每年春节后到南开再也不能像往年那样与他们二人在学府餐厅等处小酌几杯了。 不过,我并不像有些人一样对南开美国史学科的未来感到悲观。就现在南开美国史学科的人马来看,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依然占有很大的优势。当然,少了两位领军人物的现实是会产生影响的,如何弥补这种损失则是摆在南开大学尤其是历史学院领导面前的挑战。从外面引进人才固然是一种选择,历史学院领导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在名牌大学竞相争夺名牌学者愈演愈烈的今天,要想成功似乎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舍此还有一种选择,不过需要有伯乐一般的眼光,那就是发现有千里马潜力的尚未成名的人才,如罗家伦看中钱钟书,胡适之看中沈从文,张友伦看中李剑鸣,洪国起看中王晓德,不仅如此,还要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条件。事实上,南开园过去是,现在也应该是藏龙卧虎之地,今天的南开美国史学人中可能就不乏这样的可成大器者,明天的青年教师中可能就有脱颖而出、一鸣惊人者。只要在试图引进人才的同时不要忽略了南开园里眼下可能还名不见经传的中青年教师,我相信南开的美国历史与文化中心的前途依然是无可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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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校园内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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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我上完了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在博导论坛上给全院研究生讲美国“无就业复苏”的新现象。从2001年到范孙楼422室给美国史研究生讲第一节课算起,12个年头过去了。在这12年里,我一共带了20名研究生,除一名因家庭原因自动放弃以外,19名都顺利毕业,其中11名博士,8名硕士。每年春季学期,我给美国史研究生将我一年要上的课都上完,对研究生的指导,在天津是进行面谈,下半年回加拿大后则通过电邮联系。 2007年以前,我每年还要我的研究生每人递交一篇论文,与他们一起抽晚上时间共同讨论,使学生不要仅仅局限于自己的选题之内,对其他同学的选题、资料和观点也要有所了解,开阔视野,相互促进。当时笑称“南开夜话”。2008年在南开突然大病一场,家人均不在天津,结果卧床住院期间都是学生们在病房轮流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我感动之极,曾在病中吟成《致门下诸学子》一首:“久病恐无孝子情,长卧仍得同学心。悉心护理精诚至,老夫能不泪沾襟。岁月蹉跎逾半生,壮心未已功难成。诸君学冠神州日,北国霜天慰师魂。” 说实话,所有我在南开教过的学生现在成了我在中国最大的牵挂,不管他们日后在美国史领域能成就多大的事业,也不管他们是否一定还从事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他们都永远在我心中。
南开12年,我在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也出了两本书,为中国有志于美国法律史研究的学子做了一点多少可以算作是铺路垫石的工作。这一切都要感谢在李剑鸣老师努力下为我做出的半年在国外从事研究的安排,如果没有每年下半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里查阅在国内难以找到的无数资料的机会,我那些有关美国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文章恐怕是一篇也写不出来的。说到这里,我也要对当时担任南开历史学院院长的李治安教授深表感谢,是他对李剑鸣老师的这一安排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当然,我在南开所做的一切离李剑鸣老师、李治安教授、南开美国史同仁、历史学院和南开校方对我的期望还差得很远。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在离开武大负笈海外十多年后,能够重新走上南开这所中国著名学府的讲台,并且小有所成,在我看来就是使我学术生涯的最后岁月画上了一个至少令我自己心满意足的句点。当然,我日后还会做点我想做的研究,但是我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内的学术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从内心深处对南开充满了感激之情。尽管我只是范孙楼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而且既不通古文又不谙韵律,仍然想用几句貌似诗作实为村夫野老的大白话来聊表我对南开12年的深切怀念。下面的《范孙楼过客留言》就算作是我这篇啰哩啰嗦的回忆文章的收尾:
曾喜南开执教鞭,笑谈青史北美篇。
东山再起何所幸,英雄同道更开颜。
剑鸣天下音高远,晓德四海诚为先,
治安图强重传承,誉满学林堪称贤。
奈何转眼十二年,一朝隐退归田园。
枫叶秋光红烂漫,遥望津门思如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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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铁教授的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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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阅读
编 辑:杜 华
责任编辑:胡晓进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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