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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0 05:36: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罗志田
文章来源: 南京大学学报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在过去史料不足的时代,如何寻找、搜集材料,是史家一大功夫。尤其是一些特定的领域,研究者常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如今进入所谓“大数据”时代,史料远比以前容易获得。史料相对多了之后,“找”材料的意义和方法都有很大的改变。而另一个过去就存在的问题,即怎样解读和使用材料,成为更紧迫的需要。下面简略的探讨,就属于后一类。
  本文的题目容易使人联想到“捕风捉影”,那通常不是一个褒义词,甚至是有些讲究“客观”的史家拿来攻击他们眼中不客观者的用语。不过史学是一门寻求理解的学问,而且我们之所求总是有距离的理解(相隔时间可能从几十年到几千年)。一方面,留存下来的可见史料永远是当时物事、记述的一小部分,往往还残缺不全。史学则如陈寅恪所说,不过“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①。因此,任何有助于理解过去的信息,不论是风是影,都不能放过,必须尽量捕捉。另一方面,有些看似虚而不实的方面,用傅斯年的话说,历史那“无形而有质,常流而若不见”②的过程,以及我们常说的时代风气等,恐怕还是历史研究的重点。我们不能因其不那么实在,不那么具体,就仿佛其不存在,可以不知道,从而推卸了史家的基本责任。
  正如余英时师所说:“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③而不论是直接的观察还是间接的体味,都在那“一切可能的方式”之中。
  对史家来说,既然所有史料都有时空间隔,我们对史事的了解和认识,永远都是间接的;亦即我们常常需要通过某种中介,才能接触到历史上的“信息”,然后才说得上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那些相对虚悬却未必不重要的信息,几乎只能通过中介才能实现所谓的“接触”。
  且史学不是一门僵化的学问,应当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养分,获得启发。中国人向来重视从旁观察的方式,俗话说的“不见其人观其友”,就是一种基于物以类聚思想的间接观察法。有时我们也可尝试“不见其人观其敌”。如对于袁世凯是否在戊戌维新期间告密,学界向有争议,主要是没看到告密的直接档案依据。然而从光绪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一担任摄政王就想杀袁世凯,已充分说明袁世凯做过不利于光绪帝的事。档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但历史不仅在档案中。且不说有些事情不一定会记载,即使记载了而暂时未见,我也相信醇亲王远比许多时人更知内情,遑论后来查档案的学者。故这一证据虽是间接的,应足以说明史事的基本面。
  同时,尽管史料不仅是文字的,但不论眼光多开放的史家,大部分研究者使用的大部分史料,仍是文字的。而中国文字的特色,也要求一种不那么“直接”的解读。冯友兰曾提醒我们:“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④写作就是一种艺术,承载着同样的理想。朱自清也强调,暗示是诗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⑤。朱先生的意思,似乎古人在写作时已预设了读者的“联想”能力,所以才可“利用”。这一提示让我有些不寒而栗——在文字能力普遍减退的今天,如果我们忽视了昔人的“比喻和组织”等方式,可能一无所获;如果我们不幸会错了意,更会是毁灭性的后果。但从积极角度看,这也告诉我们,史学的确需要想象力。⑥
  史学处理的主体是过去的人,人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场域,尤其是具有悠久文化、特别看重文字的中国人;有时言说行为的微小差异,都可能潜伏着更深层次的关怀,暗示着非常丰富的寓意。尤其古人的言说,除了字面可见的,还有所谓言而不尽的、言外的,甚至不言的(我们常说的“尽在不言中”,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所有这些,都需我们发挥“联想的力量”,去领会各种模棱表述中的两可暗示。
  一、历史之风
  如果借用电脑的软件、硬件之分,我们的史学界大概也可分为软硬两种取向,后者人数远多于前者。现在多数历史学者喜欢写也喜欢看“硬”的历史作品,而不那么欣赏“软”的表述(不得不送审的年轻人要注意了)。而历史上的“风”就属于软的那一边,相对虚悬而飘渺。在某种程度上,风之虚悬也体现在非物质层面,钱穆曾说:“中国言社会,每重其风气道义。不如西方言社会,仅言财富经济。”⑦话说得绝对了些,但“风气道义”和“财富经济”的对应,还是可以提示一种非物质的倾向。
  一些我戏称为“科学派”的朋友,就喜欢看起来“确定”且可以“科学”印证的史料,例如古代像是日食的记载以及日记中的物价一类。其实古代也有沙尘暴,古籍中“暗无天日”的状态,不必都是天文现象,也可能是气候现象。⑧而日记中的物价当然很有用,实在只是其副产品。看昔人日记而专看这类信息,或有“大材小用”之嫌。不过我非常理解这些朋友,毕竟像“风”一类名相,确实不容易把捉。
  但也有些人,如王鸿一就认为,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特征。在他看来,讲究风格、风味、风气,是中国文化的要点,而最重要的是风化。不仅“军有军风,学有学风”,就是各地的菜馆子,也“皆有特别风味,而各适其生存。医药亦然。推而至于政治,在西洋则重法治,在中国则重风化”。古人观风问俗,以决兴亡,甚至下及“一乡一村,亦各以其风尚而卜该村之兴衰”。故“中国政治之重视风化,是确能认清人类有趣味的生活,为扼要之设施”。⑨
  王氏不是致力于研究的学者,然其观察颇可思。其所说中国“医药亦然”,是指他所谓“有特别风味”而“各适其生存”的一面。中医的“风”有特定的指谓,虚实兼具,非一语可了。与昔人特别讲究的“风水”之“风”,有异曲同工之妙。惟强调个体的差异,不采用标准化的诊断,的确是中医最显著的特色。以“风”来表述中国文化这种涵容个性的特点,可谓特识,梁启超先已述及。他在1910年撰《说国风》一文,便指明各国文化都是独特的和个别的,尽管那文章的主旨是强调文化可以转变也一直因时而变。⑩
  梁启超注意到,典籍中常言及风,如“《易》曰‘风以动之”,又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论语》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诗序》曰:‘《关雎》,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也。’”他自己“参合此诸义,而有以知风之体与其用”。“风”既然有体有用,以过去的标准言,就是一种成系统的言说了。在梁启超看来,国有国风,民有民风,而世有世风:
  其作始甚简,其将毕乃巨。其始也,起于一二人心术之微。及其既成,则合千万人而莫之能御。故自其成者言之,则曰风俗曰风气;自其成之者言之,则曰风化曰风教。教化者,气与俗之所由生也。
  梁启超所引这些“风”与他字组成的词汇,与其本身的意思有同有异,均延伸了风的表现力。而把教化视为风教和风化的组合,最能展现中国文化的特色。王鸿一不知是否读过梁启超此文,他也说“所谓风者,实起于微细、冲乎天地者也”(11)。上引他的说法,基本宗旨与梁启超所说十分相近,不过更通俗一些而已。
  “气”是中国文化中另一个众说纷纭的重要名相,当“风”与之相连时,一方面大幅扩充其涵盖的广泛性,也进一步增强了其流动性;另一方面,风气又常常可以在时空范围里定义和认知,如一时风气、一地风气,等等。据说乾隆帝曾下谕旨,说当时“御史条奏,往往乘一时风气”,如“办水利则竞言水利,办钱价则竞言钱法,饬刁民则竞言刁民”。(12)可知“风气”不仅可以从时空言,也可以就专长言。
  那些长于历史观念的读书人,往往论及一代风气。如梁启超就说“昔人谓明人好名,本朝人好利”。而在孙宝瑄看来,“有明风气,重文轻武。本朝虽文武并然”,其实“此风不能改”。(13)两人一看见明清风气的变更,一看见明清风气的延续,其实都注意到明清几百年间各类风气的逐步发展演变,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其所由来者渐也”。
  近代是巨变的时代,也出现一些新观念,如“风潮”一词就使用较多。在孙宝瑄眼里,“风即气”,而“社会上所以多风潮者”,是“由众人之气不平所致”。(14)可以看出,“风潮”也与“风气”相关,甚至是“风气”的衍生词。而在近代,“风潮”如果不是贬义词,也隐带负面意思。(15)除了前已提及的风水,“风生水起”一语也提示着风与水两者常被关联思考,均展现事物的流动性。
  梁启超就强调,“天下变动不居之物莫如风。夫既谓之风矣,则安有一成而不变者”。故“国之有风”,并非“一成而不变”,反以“因时而屡易”为特点。文化本是独特而个别的,正因风之不定,且各地有同异(所谓地方特色),故《诗经》中之《国风》,就是陈诗以观各地民风。“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而“国家之盛衰兴亡,孰有不从其风者”。从这个意义言,昔人所说的觇国,主要即在观风。
  《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在梁启超看来,这清楚地表明先王以太史采风,就是要“资以为美教化、移风俗之具”。这是传统的观念,现代人也可从中得到启发。朱自清就说,“《礼记》里说诗可以‘观民风’”,其实“戏曲和小说可以见人情物理”,且“戏曲和小说不但可以观民风,还可以观士风”。进而言之,“观风就是写实,就是反映社会,反映时代。这是社会的描写,时代的记录”。(16)
  最后一语表出了采风和观风的历史意义,尽管朱自清意不在此。“风”的载体,不论是先秦以地为名的风诗,还是后世的戏曲、小说,以及一切可以看见“人情物理”的作品,都是“社会的描写,时代的记录”。而从后代史家的视角看,观风就是要读出已逝的时代记录、往昔的社会描写。我们可以说,历史之风非常重要,观风是史学的正途。
  二、观风的史学
  实际上,历史上“风”的重要性并未被充分认识。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如四川的刘咸炘,就非常看重历史上的“风”,视为史学重中之重,还特别强调他关注的是区别于“实事”的“虚风”。王汎森兄对此已有专论,指出刘先生受到龚自珍的影响。(17)龚自珍曾有《释风》之作,以为“风之本义”即是“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18)刘咸炘关于“风”的基本说法,多与此相类,他特别强调历史那看似无形却有质的渐变。
  刘咸炘以为,《礼记》所说的“疏通知远”,就是“察势观风”。他申论说,“孟子之‘论世’,太史之‘通古今之变’,即此道也;《易》之‘永终知敝’,道家之‘御变’,则其原理也”。(19)尤其“天道之显然者为四时,史本根于时间,变本生于时间;变乃自然。道家之所谓道,即是自然。自然即是天”。而“道家、史家之所谓天,即指莫之为而为者”。故司马迁所谓“天人之际,即是古今之变”。从根本言,“人事之变不能逃天道,《易》之数与史之风,实相同也”。(20)
  这方面他有一整套说法,上引王汎森的专论,已从知人论世角度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论述。若从方法视角看,刘咸炘的见解可以启发我们的甚多。在他看来,“史本纪事,而其要尤在察势观风”。盖“史乃一器”,而器中所盛,主要是“政事、风俗、人才三端。三端交互,政俗由人成,人又由政俗成”,而“政事、人才皆在风中”,故“事实实而风气虚”。进而言之,“事势与风气相为表里,事势显而风气隐”。因此,“察势易而观风难”。过去的书志,便“止记有形之事,不能尽万端之虚风”。(21)
  世人多以政事为史实,“殊不留意于风俗”。不知“国家之兴衰成败”与“政、俗之变迁升降”密切相关。风俗“与学术、政治并立”,不止于常人所谓“闾巷日用习惯之事”。但即使“民间习俗,亦有重大影响及于政事者”。本来“凡一事有一风”,不过因“后史偏于政治,并学术亦不能详,故不能表现”风俗。而“风之小者止一事,如装饰之变是也;风之大者兼众事,如治术之缓急,士气之刚柔是也”。总之,“一切皆有风气”。且“凡一风皆牵涉各端”,“或为一朝之风,或为一代之风”,大到古今之变,小则仪物之象,皆“风中之征”而相互关联——“大包小,小见大”。重风势者要通观,不宜以“分类专门”的眼光看。(22)
  所有这些“虚风”,又以“君之治术、士之学术为最大”。两者与在上之政治大势,共为“诸小端之纲”。同时,“各端有主从轻重之别,如东汉之名节,唐之科第,皆为诸风之主因;宋之祠禄恩赏,明之乡官,则为诸风之重要条件。若纵言之,则有相承,有相矫,其变皆以渐也”。(23)
  刘咸炘的相关论述还不少,从上面所论已可知,他所提倡的“察势观风”,看重的是历史发展那“莫之为而为”的一面,仿佛经济学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看不见的手”。在操作层面,则始终带有“避实就虚”的意思。他举出的事、势、风三者,其隐显虚实是相对的。“事”最实,“势”比“事”虚,而“风”又比“势”更虚。除了一般多关注的“事”以外,“势”与“风”两者都是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要素。相对而言,“势”比“风”更近于“事”也更明晰,但其和“风”一样不容易观察,难以被“拿住”。同样是说事,我们若能掌握住史事的“势”,则表出的“事”便已大不同。若进而能探索“事”后面的“风”,就更上层楼了。
  刘咸炘一向讲究言简意赅,往往点到为止,直接表出结论,很少展示其论证过程。而且他几乎不用新词汇,所以他的表述对年轻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好理解。例如“政俗由人成,人又由政俗成”,而“政事、人才皆在风中”,便说得非常简明,会意者一看便了,未曾会意的可能似懂非懂,甚或不知所云。惟“风俗”之名相,已提示着俗与风的接近。历史既然是政事、风俗、人才三端交互,而政事、人才又“皆在风中”,表明他与很多人不同,即看风俗重于观政事。这看法虽渊源有自,却代表一种新取向,表明刘咸炘并不那么“保守”。(24)还有一些与他同时代的新旧史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类似的“避实就虚”取向,有意疏离于过去看重政治、军事行为的倾向。
  如顾颉刚便以为,研究历史,“要弄清楚每一个时代的大势。对于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应该看得比记忆各时代的‘故事’重要得多”。并主张“与其详载官制的变迁,不如记些科举情形”,因为后者“几乎笼罩着读书人的全部思想”;“与其详载国家组织,不如详载家庭组织”,因为后者及于人民的力量比国家要更深更广。在他看来,“各代的兴亡,是帝王的家事,远不及民众离合的关系重要”。因此,“应当看谚语比圣贤的经训要紧,看歌谣比名家的诗词要紧,看野史笔记比正史官书要紧”。(25)后面几句有意趋近民众而疏离贤人君子的说法显然受到那时面向下层的“进步”风气影响,但整体仍隐约可见一种重风俗轻政事的倾向。
  如果说顾颉刚是趋新史家,吕思勉则常被视为偏旧者,他也不满旧史因“偏重政治”而“偏重战事”。过去的历史偏重军事,是由于“战事总是使政治发生显著的变化”,故“外观之兴亡,每因军事而起。其实国之兴亡,由于战之胜败;而战之胜败,初不在于胜败之时”。这就像讲生物学的人“只知道突变,而不知道渐变”,那是不行的。不仅突变往往是渐变积累所致,更重要的是,“过分偏重军事,则易把和平时代跳过了”。(26)吕先生以为:
  一事之来,每出于意计之外。无以名之,则名之曰突变。而不知突变实非特变,人自不知其由来耳。一事也,求其原因,或则在数千万年以前,或则在数千万里之外。人之遇此者,则又不胜其骇异。乃譬诸水之伏流,夫知史事如水之伏流,则知其作用实未尝中断。而凡一切事,皆可为他事之原因。现在不见其影响者,特其作用尚未显;而其势力断无消失之理,则可豫决矣。(27)
  故他的结论是,“现代史学上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而“求状况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以地质变化言,“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28)故“知风化乃知山崩。地表之变动、海岸线之升降,固不让火山之暴发、洪泽湖之陷落。不知平时,固无由知革命也”。(29)
  吕先生主张的知平时而知革命,正是看重慢慢风化的和平时代。那类似“诸水之伏流”而“无以名之”且与“事实”对立的“状况”,多少都可见“莫之为而为”的意味。而所谓“知风化乃知山崩”,或即我们常说的知常才知变,大致也带有知虚风而后知实事的意思。尤其“一切事皆可为他事之原因”,最觉与一切事都有风的思路相通。总之,强调“求状况”重于“求事实”,便非常接近“察势观风”的取向。
  不仅专门的史家,其他一些关注历史的学者也有类似观感。对中国近代史有切身感受的梁漱溟,似乎也对“风”有感觉。尽管他并未言及“风”本身,却以刘咸炘基本不用的新词汇表述出风势的意思来。
  梁漱溟提出,“从来一个秩序的形成,除掉背后有其武力外,还要经过大众的公认”。也就是“不特有武力为之维持,且有道德是非维持着”。(30)他所谓秩序又分有形部分和无形部分,其“法律制度一切著见形式者为旧秩序之有形部分”,而“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乃至思想见解,为旧秩序之无形部分”。(31)这还是说常态,又更有变态。如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就是政治上“一种格局或套式”,若“不仔细分别的话,就谓之一种制度亦无不可”。就像“为社会阳面意识所不容许,而又为社会阴面事实所归落的一种制度,故不得明著于法律,故不得显扬于理论,故不得曰秩序”。(32)尽管他连用了三个“不得”,仍明确了这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格局或套式,正在实际运行之中。
  我们今天常说的制度(institutions)是个外来词,本有广狭软硬之分。所谓“格局”或“套式”,表面看似临时、短暂,仿佛是一种变态,其实近于常态。不少众皆认可的“常态”,也可见类似表现。历来不少难以解决又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因为牵涉到基本的文化或政治原则,既“不得明著于法律”,也“不得显扬于理论”,却又落实到操作层面;尽管为社会阳面意识所不容许,仍归落为社会阴面运行的“事实”。
  以直觉感知见长的梁漱溟对秩序和制度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见解。尽管他说得简略,同样未曾展示其论证过程,让我们不知该怎样去认识他所说的秩序和格局、套式。但即使没有展开,那已经说出的见解也非常高明,颇与刘咸炘所说的“风”相通。若使用刘咸炘的术语,或可说常态的风分有形部分和无形部分,后者已虚而不实了;而变态的风又更曲折,不仅有临时、短暂的意味,而且和常态的风还有些对立,带有“法外施恩”的特色。虽难以捕捉把握,却一点不能放过。
  类似的例子还有,此不赘述。可以看出,一些刘咸炘的同时代人,也看重历史之风,或不用这一名相而实际注重史实背后影响史事那些因素。今人何兆武先生更将此上升到哲学层面,强调“历史学应穷尽一切可能的情况,而不只局限于讨论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一位史家若“仅仅把自己局限于史实”,就应“谥之以歌德的诗句:‘你只是个忧郁的过客,在这阴暗的尘寰。’”(33)
  用敝友陆扬的话说:风就是社会变化的万种缘由整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总体的势态和力量。它不太适合用现代所谓科学史学来定性分割,但却能凭借经验来感受。(34)
  我大体赞同他的说法,礼失可以求诸野,则风可捕而影可捉,关键是要有捕捉的意向和决心。当然还有技术的一面,主张“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的梁启超就曾说,“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35)他显然认为只要有“巧妙之技术”,就可以再现过去人类的活动。下面就简单探讨怎样捕获历史之风。
  三、风可捕捉
  依刘咸炘的看法,史学工作者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捕捉那“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的虚风。世界上凡动就有态,而动态是很难原状存留的。要从看似静止的史料中读出历史的动态,有时需要通过中介去探索。捕风捉影,就是通过某种中介,去探索曾经贯注于史料中的生命跃动。钱锺书所说的“假物得姿”(详后),就是一种即事见风、藉实求虚、借有形知无形的间接了解方法。
  如周作人所说,“虚空尽由它虚空,知道它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36)把捕风上升到伟大,或有些“言过其实”的夸张,但他强调的是不因虚空而放弃,还要去努力追察虚空中的明迹。实际上,历史上任何发生的事,皆不至于无迹可循;先要有追寻捕捉的心愿,并继之以行动。
  一股风的出现,即使借后见之明的优势,很多时候看起来也像是无中生有,却也不是无法追寻。最近有一本书名为《风从何处来》(37),便隐喻风之所来是需要也可以追寻的。刘咸炘就说,一股风“何时兆之,何时成之;因何而起,因何而止;何人开之,何人变之”,都是史学必须追究的要素。(38)进而言之,不仅因何而起,具体由何而起,如何兴起,也很值得推敲。
  何定生曾提出,要探寻历史通则,“宜捉住‘意识之流’。其于空间,则为‘空间意识’;其于时间,则为‘时间意识’”。所谓意识之流,“是一个地域(空间)一个时代(时间)的某种文字结构或用法的大意识,即其地域之人、其时代之人之意识——无论其为显在、其为潜在(即下意识)——皆于某种条件上取同一之倾向是也。这种‘意识之流’,要是捉得住,则无往而不左右逢源,一切书皆为我用”(39)。何定生的用语比刘咸炘更接近我们今日的常用表述,他不仅强调了意识的流动性,也明确了“意识之流”是可以捕捉的。
  至于具体的捕法,刘咸炘已有一些提示。其基本精神,即“读史有出入二法,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治史当“先入而后出,由考据而生识”。(40)王汎森已指出,刘咸炘在这方面也受到龚自珍“大出入”史观的影响。(41)刘咸炘强调,“凡学问无有不入而能出者”。他也受章学诚影响,发挥其《文史通义·史德》篇所说的敬、恕二义说,“敬即慎于褒贬,恕即曲尽其事情,此之谓能入”。(42)所谓曲尽事情,是由考据而生识的具体展现,表明虚风仍在实事之中。
  如何曲尽事情,从方法到史料来源,刘咸炘也有相对具体的指点。前引他说大到古今之变,小则仪物之象,皆“风中之征”,便点出了由征观风的意思。他还引用司马迁说的“《春秋》推见至隐”,指出《易》之数就是史之风,“《易》本隐,以之显,即谓由事见风、以数该事耳”。(43)又说,治史者贵在能“即事见风,即实求虚,所谓史而有子意也”。这方法也提示出具体史料之所在——由于“后史无综合之识,且忽虚风,必以子、集辅之”;而民间习俗“史不能详,当求之杂记”。(44)
  由考据而生识的一个取向,即刘咸炘所说的“论世者审其情,知言者析其辞”(45)。情感其实最不容易落到实处,更难以计量,故不宜用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认识。但很多时候,情感仍通过“有形之事”表现出来,故也可以通过“有形之事”去了解。
  傅斯年曾形象地指出:在文学作品中,“‘灵魂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之全即是灵魂’。文辞中的情感,仿佛像大海上层的波花,无论他平如镜子时,或者高涛巨浪时,都有下层的深海在流动,上面的风云又造成这些色相。”(46)这是一段深具启发的论断,盖不论是否形成波澜,上之风云,下之潜流,皆长动而不息。水面的色相只是表象,下层深处的流水和上面的风云,都是不能忽视的要素。而对于肉眼的直观来说,要认识下层的流水和上面的风云,恐怕也只有借助水面的色相去观察。
  所谓雁过留痕,事物的运行,总有迹象可寻。梁启超曾指出,“烈风过而林木摧”是“彰显而易见者”,还有“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茶浸陶壶而留陈渍”,这些就属于“微细而难见者”。然“其所演生之迹,乃不可磨灭”。同理,“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47)
  时代社会之共同心理和共同习惯,正是刘咸炘所说见之于习俗的“虚风”。而林木之摧和江岸留迹,便是可以观测虚风之实事。风一旦生起,既可有风卷残云之势,但也有轻风拂面之时。所谓时代风气,本因人多趋奉而形成。趋奉者有时自觉,有时虽趋奉而不自觉,即吕思勉所说“和平时代”的“风化”。古语说的“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便最能表现这样的状态。
  上面梁启超说的是风动之后,那风动之前和风动之时呢?我们生活中就有不少间接的观测方法。我们常说“风起云涌”,从云涌以见风起,便是“即事见风”的直观方法。而“风吹草动”之说既看似明晰,又寓意丰富:如“草上之风必偃”一说,即有风来便可见草顺风而倒;而所谓“疾风知劲草”,则提示我们还要考虑到草对风的抵御,特别是那些能抵抗疾风的“劲草”。无论如何,这些都告诉我们可借有形的草以知无形的风,进而看出钱锺书所谓“风的姿态”。
  钱先生以为,创作“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进行,作者所处时代对于其作品的意见,便是“当时一种文艺风气的表示”。换言之,“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这就需要通过时人所信奉的理论、对具体作品的要求和褒贬好恶的标准等,去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就“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48)
  “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风的姿态”,正如由草动见风姿从而知风,是非常言简意赅的提示。与傅斯年所说注重下层流动的深海和上面的风云,同样是借有形知无形的上乘方术,钱锺书将此概括为“假物得姿”。(49)这类即事见风、由事见风、即实求虚等假物得姿法,与人们常说的由表及里取向也相通,不过是其特定表现而已。
  在陈嘉异看来,“所谓风也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讽上,实即当时之一种时代思潮(current thought of the age)。”(50)这样的时代思潮,当世可以观察(是谓观风),后世也可以捕捉,且有捕捉的方向。缪钺先生曾提醒我们: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活的,有思想感情,有主观能动性,所以研究历史,除去注重当时人的表面活动之外,也不能忽略当时人的内心活动(包括个别历史人物的心情以及一个时代人的共同心情)。如果不这样做,则对于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的理解就难以深入。各种历史书所记载的多是古人活动的表面事迹,至于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在历史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寻出来。所以文学作品是心声;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则可以表现这一个时代的心声。今人常说要掌握“时代的脉搏”。所谓“时代的脉搏”者,即是时代的“心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心声。(51)
  对于史家而言,所研究时代的脉搏,是不容错过而必须揣摩的。从史书以外的文学作品中探寻个人和群体的心声,与刘咸炘所说从子部、集部书中去追寻历史“虚风”的取向不谋而合。在这方面,龚自珍也先有提示。他已注意到,“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这不仅点出了“事”外之“心”的重要性,且指明了当在史书之外探寻昔人之“心”。(52)昔年龚自珍的诗文广为众读(53),刘、缪二先生可能都受到他的影响。
  进而言之,“心”虽与“事”不尽同,其实“心”亦“事”之一种。那些能表现“时风”的现象虽然看起来有些虚悬,却也是历史上的实事。特别是有些历史人物,在后人看来可能浪得虚名,其在当时得名却是代表时代思潮的历史事实。钱锺书就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可能与其实际贡献有差异,但“史以传信;位置之重轻,风气之流布,皆信之事也;可以征验而得”。那些“得虚名者虽无实际,得虚名要是实事。作史者须如其实以出”之,而不能据后世眼光而“轻重颠倒”。(54)
  钱先生将此上升到史以传信的高度,实属睿见。盖在后人眼中一人位置之轻重是否名副其实是一事,但当世其位置之重轻,正表现出时代风气之流布,皆必传之“信”事。且从佛家言,无其实者能享虚名,便是一种福报。得虚名而能受得住,那就大有来头。史家所应关注和表现的,首先是传信,其次是其何以能无其实而享虚名。如梁漱溟论哗众取宠的世风说,“哗众之具,亦随在可得。大抵各就所近,便利取携,以竞肆于哗众取宠之业。其人亦不难辨,言动之间,表见甚著。”(55)史家当从其言动之间,察其所取所携以竞肆之具,知何者能“哗众”,彼时世风也就昭然若揭、明晰可见了。
  在使用假物得姿法时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即事物表象背后的动力不必是单一的,而可能如傅斯年所见是复合的——水面的波澜,不过是受潜流和风云影响而成的表象。不论是否形成波澜,上之风云,下之流水,皆长动而不息。水面的静与动,可能同时受到下层深海和上面风云的作用,且这些作用力还未必一致,甚或对立(潮水与风逆向运动,是海面的常态)。则“影响”水之动静的是多种因素,其作用力既可能是同方向的,也可能碰撞冲突,产生一种进行中的综合作用力。水态如此,风姿亦然。
  且正如“劲草”可能抵抗疾风,受力者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我们读史料要谨记,当事人永远处于行动之中。一个时代当然有很多安之若素者,同时也有很多是正在努力和争取的行动者。而且历史上所谓竞争,往往是有所(甚至洋溢着)憧憬、向往、企图的努力。当胜负未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充满了可能性;此时的努力,自然与知道结果者大不一样。也就是说,历史人物做出判断和选择时,面对的基本是未知的事物,我们若从已知的结果去分析,而不是顺着事物发展的过程去观察,则历史的丰富性,特别是其内在的复杂性,就可能失去泰半了。
  然而凡事皆有本末,观察者一方面要由本知末,同时也可由末见本。风吹本是草动的由来。藉事见风,也就是知所由来,大体是一种由末见本的取向。就此意义言,“倒放电影”的取向既可能在有意无意间改写历史(56),也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以前没有意识到的细节。同时还要记住,虚风本在实事之中。现代历史研究不比昔之所谓“闻道”,虽说“识”由考据而生,先入仍是为了后出。在探索史事之时或须“即实求虚”,到写作表述时仍当寓虚于实,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来落实刘咸炘提倡的“史有子意”。朝此方向努力,则史事背后那可能非常有力的“看不见的手”,便难以遁形;而史学也就虚实兼具,不仅表现“实事”,还可彰显“虚风”。
  ①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②这是傅斯年讨论汉人血统融合之长期进程时所说,参见《中国民族革命史》,“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
  ③余英时:《书成自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5页。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全集》第6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⑤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7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92页。
  ⑥我自己一向强调史学最需要想象力,一次最简单的表述,可参阅罗志田:《史学最需想象力》,《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E30版。
  ⑦钱穆:《略论中国社会主义》(1987年),《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5页。
  ⑧如今本《竹书纪年》中关于“天再旦于郑”,有学者释为日食,但更可能是小范围的气候现象。此承国家图书馆陈力兄指点。
  ⑨王鸿一:《致王近信》(1926年11月中下旬收到),收入王鸿一先生公葬办事处编:《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山东,1936年,第52页。
  ⑩梁启超:《说国风》(1910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11页。以下几段所引梁启超言说均出此文,不一一注明。
  (11)王鸿一:《致王近信》,《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第52页。
  (1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901年10月14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07页。
  (1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901年12月9日,第434页。
  (14)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906年7月25日,第896页。
  (15)当然“潮”也并不总是贬义,如也在近代流行的“思潮”就是个全无褒贬之义的中性词。而“潮”的使用渐多是否与近代海边人变得重要相关,甚可斟酌。
  (16)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1947年),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3-134页。
  (17)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7-209页。
  (18)龚自珍:《释风》,《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128页。
  (19)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第3册,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第2390页。
  (20)刘咸炘:《中书·道家史观说》,《推十书》第1册,第32-33页。
  (21)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第3册,第2388-2390页。
  (22)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第3册,第2388、2390、2397、2394页。
  (23)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第3册,第2394、2397页。
  (24)王汎森已注意到刘咸炘很注重社会学,其“心目中理想的史学撰述是兼具‘史学’与‘社会学’”(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192-193页)。
  (25)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14卷4号(1922年4月),第4页(文页)。
  (26)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7、51页。
  (27)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第64页。
  (28)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著史学与史籍》,第22-23页。
  (29)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第56页。
  (30)梁漱溟讲、吴培申记:《中国怎样才能好?》,《新晨报》(北平),1930年6月16日,1张3版。
  (31)梁漱溟:《“建设新社会才算革命”答晴中君》(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1页。
  (32)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83页。
  (33)参见何兆武:《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此承彭刚兄在微信提示。
  (34)此或闻于口头,或见于网上,抱歉没记下出处,不过已获陆扬本人认可。
  (3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4-35页。
  (36)周作人:《看云集·伟大的捕风》(1929年),《周作人全集》第2册,台北:蓝灯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第189页。
  (37)这是搜狐文化时尚中心“我说”栏目文章的结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
  (38)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第3册,第2387页。
  (39)何定生:《答衞聚贤先生》,1928年10月18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22期(1928年3月27日),“学术通讯”栏,第75-76页。
  (40)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第3册,第2393页。
  (41)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171页。
  (42)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第3册,第2387-2388页。
  (43)刘咸炘:《中书·道家史观说》,《推十书》第1册,第33页。
  (44)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第3册,第2388、2390、2394、2397页。
  (45)刘咸炘:《中书·学纲》,《推十书》第1册,第9页。
  (46)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叙语》(1928年),《傅斯年全集》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14页。
  (4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3页。
  (48)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49)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4页。
  (50)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续)》,《东方杂志》18卷2期(1921年1月25日),第10页。
  (51)缪钺:《治学补谈》,《缪钺全集》第7、8合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52)龚自珍甚至建议“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这当然只是诗之比兴,不必全从字面看,但也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强调(龚自珍:《汉朝儒生行》,《龚自珍全集》,461-462页)。此承华中师范大学周月峰老师提示。
  (53)梁启超曾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5页)类似的“崇拜”大体延续到民初。
  (54)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1933年),《钱锺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77页。
  (55)梁漱溟:《关于佛学辨明》,《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14日,4版。
  (56)一些初步的看法,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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