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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 06:10: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康昊
文章来源: 澎湃新闻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唐朝灭亡以后,日中两国尽管民间交流非常频繁,贸易往来十分繁盛,但日本却并未与中国大陆上的各个政权建立朝贡关系。直到明朝建文帝年间,日本室町幕府的当权者足利义满(1358-1408,1368-1394之间担任将军)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才使日本正式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此后室町幕府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一直维持到十六世纪中期。那么,足利义满是怎样被册封为“日本国王”的呢?这个封号对于他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首先从这位在《聪明的一休》中屡次被戏弄的将军的“册封典礼”开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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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一休》中的足利义满

“不像那回事”的册封典礼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收藏有一份日本室町时代的史料,名叫《宋朝僧捧返牒记》。这个史料完整地记录了1402年足利义满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的具体过程。近年来,日本学者石田实洋、桥本雄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其中桥本雄是著名的日明、日朝关系史研究者,由他与村井章介、伊藤幸司等学者联合编写的《日明关系史研究入门》,也于前年出版。《宋朝僧捧返牒记》记录了明朝建文帝的册封使天伦道彝、一庵一如(均为僧侣)在兵库津登岸,而后进入京都郊外的仁和寺、法住寺宿泊,以及他们出席册封仪式的经过。不仅如此,出席典礼的人员名单及典礼现场的陈设,也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石田实洋、桥本雄在其中发现了几个值得留意的地方:

首先,出席北山第册封典礼的人有哪些?除了必须出席的受封者足利义满和明使之外,还有部分日本朝廷的公卿、殿上人,以及大寺院的僧纲也列席典礼。但是,构成室町幕府的诸位武家人员并未到场。不仅如此,向来被视为室町幕府“外交担当”的禅僧,除了两人陪同明使出现在队列中之外,其余的也并未到场。如果将典礼当天列席者的名单,与此前一直在北山第举行的“北山殿大法(为足利义满的身体护持而举行的祈祷法会)”的参加者做个对比,就会发现二者并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参加者几乎是足利义满宠信的公家和僧侣。如果不是有明使捧着国书出现在现场,这个“册封典礼”或许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的佛教法会。

其次,针对过去认为足利义满曾前往兵库迎接明使的说法,这个史料记载则说足利义满是为了“御览”明朝船只,而“蜜蜜(秘密)”前往兵库的。因此,与其说足利义满是去迎接明使,不如说他是去看热闹的。在中世的日本,当权者经常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喜欢去各种活动现场凑热闹,但是为了避免礼仪上的问题和经济上的花销,他们通常选择“秘密”前往。很显然,“秘密”出行的足利义满,无意大张旗鼓地迎接明使,让大家都知道自己被册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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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第鹿苑寺金阁

再者,典礼现场的布置如何呢?根据明朝当时的册封礼仪,典礼场所中需要设置“阙庭”,作为形式上象征明朝皇帝的方位,阙庭以南设置香案,东侧是册封使的位置。被册封者的位置则在南侧,面朝北方,也就是面朝明朝天子。然而在足利义满的册封典礼上,明使一行人从东侧门进入,足利义满自己的位置则在北方,面朝南方。因此,在这个典礼中足利义满代替了明朝皇帝居于典礼中的最高位。这对于明朝无异于是一种“无礼”的举动。当时,日本五山禅僧中入明者不少,对于明朝礼仪并非无知。因而桥本雄等推断,足利义满的安排显然是有意为之。

事实上,册封典礼中足利义满的着装和举动也颇有趣。此时足利义满已经剃发出家(但仍居于权力顶端),因而当天并未身着冕服,而是穿着袈裟。一副和尚打扮的足利义满对着国书先烧了香,而后礼拜一次(或三次),这都是“不合礼仪”的举动。总之,这场“册封典礼”,与明朝方面所要求的册封礼仪相去甚远,典礼不仅内容不像那回事儿,看起来也十分“低调”,参加者仅限于足利义满的亲信而已。

然而无论如何,通过这次明使册封的典礼表演,足利义满成了明朝官方承认的“日本国王”。尽管,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日本国王”这个称号在日本国内并未发挥多大影响力,“日本国王”的称号、明朝的年号、历法不但未在日本国内使用,而且还遭到众多非议。那么,足利义满获封“日本国王”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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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僧衣的足利义满(鹿苑寺藏)


“日本国王”的封号有什么用?

足利义满这个“日本国王”的封号,是外交上的一块金字招牌。事实上,在建文帝册封以前,足利义满就已经遣使明朝。但在明朝眼中,他并非日本的君主,所以,其使节所携文书也因不合礼制而被拒绝。1401年,当他再度试图遣使明朝时,明朝的皇帝已经由太祖朱元璋换成了建文帝朱允炆,处在政治困局中的建文帝一反太祖时的严厉态势,接受了足利义满的朝贡请求——于是,这才有了前文提及的明使册封之旅。之后足利义满在回复建文帝的表文中自称“日本国王”,明成祖也将足利义满册封为“日本国王”。此后,明朝发来文书一律称其为 “日本国王”。

学者田中健夫指出,这时在与朝鲜方面的交往中,足利义满也自称“日本国王”,而在此前,他都是自称“日本国大将军”或者“日本国大相国”的。直到十六世纪,朝鲜方面的记录中一共出现了六十多次“日本国王”的遣使。1448年足利义政(1436-1490)给朝鲜的文书自称“日本国王”,而朝鲜方面的回信中则写着“朝鲜国王奉复日本国王殿下”。

可见,尽管在国内政治中,足利义满、足利义政这样的室町政权已成为事实上的当权者,但在外交场合,“征夷大将军”或“室町殿”就明显不如明朝皇帝颁发的“日本国王”这块金字招牌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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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使宿泊地仁和寺

凭借这块金字招牌,室町幕府向明朝派遣“勘合贸易”船,向朝鲜求取大藏经,取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回报。在日明贸易中,被册封的“日本国王”——即室町幕府的当权者(足利家的家长)们,得以成为东亚朝贡体系所公认的,唯一具有开展“勘合贸易”资格的人,这使得“日本国王”的称号在日本国内也带来了一定的政治意义。

成为众矢之的的“日本国王”

前面提到,“日本国王”的称号非但未在日本国内使用,反而遭到很多非议。比较著名的是禅僧瑞溪周凤(1392-1473)在《善邻国宝记》中的批判。在日本中世社会中,禅僧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纽带,也是室町幕府及其麾下大名的外交担当,然而,即便是历来被视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禅僧,仍然对册封“日本国王”颇有微词。瑞溪周凤指责说,明朝“以吾国将相为王”,虽并无不妥,但回复的表文中以此自称,就是“用彼国之封”,就万万不可了。此外,足利义满在表文中还自称“臣”,但室町幕府的首领只能是本国天皇的“臣”,对外国君主称“臣”实在是应该避免的事。——瑞溪周凤对足利义满受册封一事的严厉责难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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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明船

在醍醐寺座主满济(1378-1435)的日记《满济准后日记》当中,记载了足利义满之子足利义教(1394-1441)就“日本国王”称号问题进行的一次讨论。足利义教对是否应该在给明朝的表文中署名“日本国王”十分犹豫不决,因而特意向自己的政治顾问满济咨询。满济倒是斩钉截铁地说,将军此刻身为执政,是理所当然的“霸王”,因此尽管使用“王”字便是。事实上,在这部日记当中,还记载了当初足利义满受册封时幕府重臣的一些不满。这一称号所带来的非议可想而知。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国王”的称号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在十六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和朝鲜之间出现了众多“假日本国王使”——这又是东亚三国关系史上一段颇有趣的插曲了。讨论朝贡与册封之时,如果从朝贡方、被册封的一方的视角来看,或许就能得到不一样的观感。



责任编辑: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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