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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7 22:23: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徐松岩
文章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摘  要:雅典国家兴起于阿提卡半岛。这个农业小邦在实现内部统一后,随着国内公民集体内部关系的调整,逐步走上海外扩张之路。雅典人占领萨拉米斯,殖民卡尔基斯,击败埃吉那,制服提洛同盟诸邦,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海上帝国,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雅典人对帝国臣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文化昌盛的历史前提。同古代世界历史上其他奴隶制霸国或帝国一样,雅典帝国的富足和强大是建立在征服、剥削、奴役、屠杀异邦人的基础之上的。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败,阻滞了它继续扩张的步伐;重新成为小国寡民之邦的雅典,对外扩张有心无力,在艰难缓慢的复苏中成为北方兴起的马其顿人鲸吞的对象。
      
关键词:雅典  国家  城邦  雅典帝国  发展道路
      
      
在古代希腊城邦历史研究中,中外学界长期以来有一个通行的看法,认为希腊诸邦一经形成,便长期处于“小国寡民”状态,直到马其顿人征服希腊。[①]不少学者认为,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的独立主权国家。[②]以日知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希腊诸邦彼此之间有同盟,有联合,但是没有兼并或吞并;即便像雅典帝国这样所谓的“帝国”,其实并不存在,它只不过是若干独立城邦的联盟,盟主以下各邦始终保持独立,拥有主权,至少原则如此。[③]早在100多年前,英国学者A. E. 齐默恩在讨论公元前5世纪雅典与其他城邦关系时,创造性地使用“希腊联邦”(Greek commonwealth)而不是后来学者们广泛使用的“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这是意味深长的。[④]与此相关的,雅典“是否有意识地、广泛地推行霸权主义”,都是引起讨论和争议的问题。[⑤]美国学者威廉·弗格森指出,“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特殊内在结构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⑥]正因如此,“小国寡民”被认为是希腊古典时代诸邦最主要的外在特征。即便像雅典这样的大国,其极盛时期国土面积也不过2500平方千米,人口不过三四十万。果若如此,讨论雅典国家版图[⑦]问题似乎有些画蛇添足。然而,笔者认为问题似乎不那么简单。如果雅典国家版图始终保持基本不变,那就意味着它从未成功地向外扩张,从未吞并、侵占过异邦领土,这显然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实际上,希腊许多城邦的版图并非一成不变,雅典、斯巴达和其他许多城邦都是如此,学界对此却较少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举凡讨论国家起源,几乎不可能忽视对雅典国家起源的讨论。恩格斯说,“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⑧]因此,深入探讨古代雅典国家的发展轨迹,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笔者力图梳理雅典国家发展轨迹,考察其版图的历史演变,揭示城邦内政变革与对外政策的互动关系,以期有助于理解古代国家发展规律。
      
      
一、阿提卡“统一”:城邦基本形成
      
      
雅典国家兴起于阿提卡半岛。关于迈锡尼文明时期雅典的历史,由于史料极度匮乏,尚有不少难解之处。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城邦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但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关于阿提卡何时统一以及雅典国家产生的时间,学术界历来就有不同看法。[⑨]有学者认为,雅典国家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有学者认为,雅典国家产生于迈锡尼时代,此后一直连续发展下来,直至古典时代;还有学者主张迈锡尼时代雅典国家随着迈锡尼文明的毁灭而毁灭,经黑暗时代,重新从氏族、部落中产生国家。[⑩]无论如何,雅典国家起源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步,是阿提卡的“统一”。按照希腊古代传统说法,阿提卡的统一是与提秀斯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在提秀斯之前,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已经有9代“王”,提秀斯登上“王”位后,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推行著名的“统一运动”,将分散于阿提卡各地的居民聚集拢来,使他们都成为雅典人;他解散了各地分立的议事会,在雅典卫城建造了公共的市政厅和议事会厅,给国家定名为雅典,规定了公共祭典,在阿提卡历的正月(Hacatombaeon)16日举行纪念活动,庆祝“统一节”(Synoecia),此项活动至少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
      
关于提秀斯的相关事迹及其历史地位问题,笔者已经做过讨论,在此不赘。[11]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在研究雅典早期历史时,总是把希腊语的synoikismos译为“统一”,这实际上不尽符合其原意。synoikismos原意为 “一起生活” 或“一同居住”,“联姻”之意。[12]这就是说,提秀斯所谓的“统一”,大概就是他们实现了与原有居民一同居住。因此,与其说那些外来人成了雅典的“公民”(城邦未形成,不可能有公民的概念),不如说他们按照氏族的习俗被当地人接纳或“收养”。正如N. G. L. 哈蒙德所指出的,“统一”并未导致乡村居民大量地移居雅典,他们在乡村照旧保存其神祠、墓地和庄园[13];雅典城里的居民也并未大批地移居乡下。因此,“统一”意味着阿提卡诸小公社之间的初步联合。之后,“雅典”成为阿提卡地区诸城镇之首,成为阿提卡地区的中心城镇。修昔底德指出,提秀斯改革前“阿提卡一直是由若干独立城镇组成的,各城镇有自己的议事厅和管理者。只有处在危急的时候,雅典的王才与他们商讨对策;平时各城镇独立运作,各自处理自己的事务,不受雅典王的干涉。”[14]
      
由于年代久远和史料严重匮乏,阿提卡“统一”过程中的许多细节很难得到确证。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和定居于阿提卡,血缘关系逐步遭到破坏而松弛,地域关系在社会组织中作用日益明显,各个区域间的联系有所加强,阿提卡的统一乃势所必然。但毫无疑问,阿提卡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过程。埃琉西斯最后并入雅典时间较晚,并且在古典时代雅典人心目中留下较为深刻的记忆。[15]因此,雅典城邦大体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是可以接受的。
      
      
二、曲折的海外扩张路:从城邦到帝国
      
      
(一)成功占领萨拉米斯岛
      
      
阿提卡的“统一”也是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统一”的最终完成标志着雅典城邦基本形成。这里涉及城邦的概念问题,学界对此迄今没有一致的看法。按我们的理解,城邦的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公民集团”;[16]第二,城邦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早期奴隶制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所有制。提秀斯改革以后,阿提卡地区经过数百年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口密度明显增加,基本形成以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为主的公民集体。同时,这个血缘关系浓重的集体有一种向外的倾向,在雅典内部几次重要改革的推动下,这个农业小邦一步步走上海外扩张之路。
      
公元前7世纪末,在雅典原有氏族部落制度内部,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不断侵蚀着原有的制度,阶级对立逐步成长起来,其时主要表现为贵族与平民的对立。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seisachtheia),废除债务奴隶制、划分财产等级、鼓励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公民谋生方式日益多样化,初步调整了公民集体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而贵族和平民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保证作为公民集体的城邦实施向外扩张的必要前提。
      
梭伦改革为雅典其后大规模对外扩张开辟了道路。当然,雅典的有识之士很清楚,这条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希腊,雅典与海陆邻邦麦加拉交战都常常处于下风,更别说雄踞伯罗奔尼撒的陆上霸主斯巴达了。因此,雅典对外扩张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占领近在咫尺而又掌控于近邻麦加拉手中的萨拉米斯岛,维护阿提卡半岛的安全;同时,萨拉米斯岛是卫护雅典主要港口的天然屏障,也是雅典通向海外的一块坚实的“跳板”。萨拉米斯虽小,但战略地位太重要了。然而,雅典的努力却屡屡失利。如何攻下萨拉米斯,已成为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对外关系的当务之急。梭伦之所以赢得雅典贵族和平民的共同拥戴,被他们双方共同推举为“调停人和执政官”[17],顺利颁布各派虽不满但又均可接受的改革法令,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在他的鼓动和领导下,雅典人击败邻邦麦加拉,攻下颇具战略意义的萨拉米斯岛。[18]萨拉米斯距离雅典城虽然比埃琉西斯还要近些,它却是雅典人实际占领的第一块海外领土。普鲁塔克在总结梭伦攻占萨拉米斯岛时指出:“这些事情随即就使梭伦成为一个声名远扬和有权势(famous and powerful)的人”。[19]
      
梭伦改革之后,雅典国内党争依然激烈。在国内诸派的角逐中,被认为极端倾向于人民的庇西特拉图家族一度占据优势,建立起僭主政治。[20]庇西特拉图并未废除梭伦的法律,相反,他在国内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是梭伦改革的继续。僭主当政时代,阿提卡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持续得以发展,平民的势力不断增长,贵族和平民的关系进一步得到调整。
      
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政坛上三落三起,地位似乎很不稳固。希罗多德(I. 60)记载庇西特拉图复位过程富有传奇色彩。但是他最终能够在雅典站稳脚跟,建立僭主政治,并且将僭主之位未费周折地传于其子希皮亚斯,父子统治雅典共达30余年,似乎并非偶然。除了其国内政策颇得广大中下层民众支持以外,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尤其是在赫勒斯滂地区拓展势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舒缓国内的矛盾和党争。
      
庇氏家族据信是外来移民的后裔,他们在雅典何以赢得如此崇高的威望?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因为他在对麦加拉的战争中所致。[21]普鲁塔克也提到,他曾积极参与梭伦指挥的夺取萨拉米斯的战事。公元前570年左右,雅典再次与麦加拉交战,夺取了麦加拉的港口尼塞亚(Nisaea),皮氏在此战中发挥重要作用。[22]占领尼塞亚不仅沉重打击了麦加拉的对外贸易,而且可以确保雅典人可以安全地定居萨拉米斯。经过斯巴达人的仲裁,萨拉米斯永久性地划归雅典。在征服萨拉米斯约80年之后,雅典人民通过决议,将该岛土地划分为份地,通过抽签派遣雅典公民移民前往,名为“中签者”或“份地持有者”(lot-holders或cleruchs)。当地原住民也像“雅典人”一样缴税、服兵役,但是不得转让其份地给他人,违者罚款。[23]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5世纪,这种被称为“军事殖民”(cleruchy)的制度随着雅典对外扩张的进行而逐步常规化。
      
征服萨拉米斯岛对于雅典来说意义重大而深远。首先是削弱了强邻麦加拉人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来自麦加拉人直接威胁,其次是为以后的海外开拓事业开了个好头。J. B. 布瑞在评价这个历史事件时总结道:“对于雅典而言,征服萨拉米斯(the conquest of Salamis)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现在,雅典的版图完整无缺了[24];为陆地所包围的埃琉西斯海湾完全处于她的控制之下;如今对麦加拉构成威胁的,正是雅典。”[25]
      
必须指出的是,梭伦和庇西特拉图共同完成了一项事业,即跨出了雅典海外扩张坚实的第一步。正因为有了对萨拉米斯岛和埃琉西斯湾的控制,才使得雅典附近的穆尼基亚(Municia)、比雷埃夫斯等良港重要作用日益突显。庇氏以爱里特利亚为基地,在爱琴海北岸及色雷斯等地开掘银矿;同时支持米太雅德家族率众在在科尔松尼斯(Chersonese)半岛建立殖民地;雅典人在赫勒斯滂地区击败麦加拉等对手,攻克西格昂(Sigeum),力图掌控由黑海至爱琴海的粮食贸易运输通道,以上行动紧密相关,遥相呼应。从这种意义说,他们就是那个时代雅典的最伟大的英雄。因此,当国内外学界为梭伦、庇西特拉图是代表哪个阶级或集团利益而争论不休之时,我们似乎可以说,他们从雅典公民集体的整体利益出发,力图使保持贵族与平民之保持某种均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超阶级的,是代表雅典国家长远利益的政治家。
      
      
(二)顺势殖民卡尔基斯
      
      
斯巴达作为希腊诸邦的霸主曾两次出兵,协助雅典的阿尔克麦昂家族推翻僭主政治,克里斯提尼改革措施得以顺利推行。此次改革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重划行政区,[26]以十个“地域部落”(实为新行政区)取代旧的四个血缘部落,其动机是促进不同部落公民之间的混合,便于接纳那些不属于古老氏族的新公民,直接加入公民集体,这本身就必然扩大城邦的军事实力。[27]
      
事实正是如此。以地域关系组织起来的雅典国家,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希罗多德对此有一段著名的评论:“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这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足以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当人们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那是在为他们的主子效力;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人人就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最好的表现。”[28]随后,雅典人一举粉碎了由斯巴达国王克列奥蒙尼组织的、近邻波奥提亚人和卡尔基斯人积极参与的武装干涉,并且趁势一鼓作气跨海攻入优波亚岛,侵占了卡尔基斯人的大片国土,安置了4000名军事殖民者。雅典人俘获700名波奥提亚人和数字不明的卡尔基斯人,每一名俘虏缴纳2明那方可赎回。这次胜利是雅典人深以为骄傲,雅典人用释放战俘所得赎金的十分之一制作了一辆青铜战车,将它奉献给雅典娜。[29]此事已为出土铭文所证实。[30]
      
雅典迅速崛起原因何在?希罗多德似乎过于强调“民主”之名,未能深入理解民主改革的实际作用。依笔者之见,其直接原因有三:一是通过改革沉重打击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旧贵族的势力,建立起以雅典城为中心的初步“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二是因大批非公民获得公民权,扩大了公民集体人数,从而扩大了兵源;三是雅典人在随后扩张中增加了土地财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加强公民集体的凝聚力,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希罗多德明确指出,雅典这批移民所占有的土地,就是原卡尔基斯人的“骑士”阶层即当地富人的土地。[31]这些移民因此而由第四等级上升到第三等级,成为16年后马拉松战役雅典重装步兵的重要组成部分。[32]
      
雅典人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左右开弓,稳步推进。几乎没有人怀疑克里斯提尼改革推动了雅典民主制的进步,甚至很多研究者认为此次改革意味着民主制的确立,但是人们对于改革在本质上扩大兵源,增强国力,从而推动雅典对外扩张,却极少予以关注。雅典向萨拉米斯岛和卡尔基斯派遣军事殖民,其实就是领土扩张的结果。雅典人通过扩张而获得新的领土,是保障公民集体中的那些无地少地者拥有土地的基本途径,是保障公民集体富足、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保持公民集体对外扩张最主要的动力源。
      
      
(三)出兵波斯受挫,进攻埃吉那未果
      
      
正当雅典人准备继续向海外扩张之时,亚细亚大陆上波斯帝国,随着大流士一世改革的实施势力迅速膨胀,为亚欧诸文明国家的发展带来空前严峻的挑战和机遇。公元前500年,当与希腊同文同种的伊奥尼亚诸邦掀起反波斯暴动时,暴动的发起者、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前往希腊求援,结果希腊大陆惟有雅典人决定派遣20艘舰船前去。[33]据希罗多德记载,雅典人和波斯的结仇,是因为他们拒不接受波斯的无理要求。[34]他说,这位米利都人在雅典的说法和在斯巴达没什么区别,结果却是说服了雅典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欺骗一大群人似乎比欺骗一个人更容易。因为阿里斯塔哥拉斯未能欺骗一个人——拉栖代梦人克列奥蒙尼,但是他却成功地骗过了3万名雅典人。”[35]希氏的解释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这难道不是对雅典民主的莫大讽刺吗?笔者认为,雅典人的决定恰恰是其普通民众迫不及待向外扩张的主流意愿的一种真实反映,同时也符合其统治阶级上层的利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雅典人对于亚细亚大陆上的这个强大对手似乎知之甚少。这也就是说,雅典的出兵或许多少带有些盲动的成分。希氏认为这是波斯战争的起点。他说:“这些舰船的派出,无论对于希腊人还是异族人,都是灾祸的开始。”[36]雅典人和那些暴动者一起袭掠波斯帝国西部省区,火烧萨迪斯,后来遭到反击而败退至本土。
      
雅典出兵亚细亚行动虽遭失败,却并未阻止雅典人扩张的步伐。他们把目标锁定为海上近邻埃吉那。该岛国位居萨罗尼克湾中央,工商业较为发达,海上势力强大,伯罗奔尼撒地区通用其币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37]雅典与埃吉那结仇已久,希罗多德溯源于所谓“神像事件”,但是并未指明其具体时代。[38]有学者考证认为,这场交锋很可能是雅典携击败麦加拉之余威,力图一举拿下埃吉那,因而战事应该发生在公元前590-前570年之间。[39]雅典人在这次交战中遭到惨败,唯一的生还者也被阵亡者的妻子们用别针刺死。这场灾难性失败使得雅典人不得不沉寂半个多世纪,此后很长时间未敢与埃吉那争锋。直至公元前5世纪初,在埃吉那应底比斯之邀,不宣而战,直接攻入雅典重要港口穆尼基亚以及沿海地区大肆蹂躏之时,雅典人却不得不忍气吞声,不敢应战。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说,雅典人这样做是因为神谕命令他们“在埃吉那袭掠活动之后30年内要按兵不动”, [40]其实,埃吉那国势强盛,雅典远非其对手,他们自己对此心知肚明,只不过是借神谕加以掩饰而已。
      
波斯的西侵给雅典带来了攻击、消灭对手的机遇。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一直想致埃吉那于死地的雅典人,在波斯进攻希腊前夕,不断到斯巴达人那里告状,说埃吉那人投靠异族人,背叛希腊。希罗多德说,大敌当前,雅典人“不断地派使者去斯巴达”,状告埃吉那背叛希腊,并且强调“雅典人正巴不得有这样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41]斯巴达人因此代表全希腊去责问埃吉那人,最后迫使埃吉那将本邦的十名贵族交给雅典作人质。
      
近代以来,学者们在研究雅典的崛起之路时,大都强调雅典扩充海军是为了对付异族人(波斯人)的入侵,其实国内早就有学者指出,雅典人大力扩充海军首要目标就是击败雅典出海的拦路虎——埃吉那。[42]公元前487年,雅典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动全国50艘战舰,甚至破例从科林斯那里“租”了20艘战舰,准备与埃吉那决一死战,结果,实力不济的雅典还是未能取胜,至少未占上风。[43]公元前483年雅典劳里昂银矿发现富矿脉之后,泰米斯托克利成功说服了雅典公民,用这笔巨款建造总数约200艘的庞大舰队,是顺应民意之举。关于这一重要史实,希罗多德这样记载:[44]
      
泰米斯托克利还提出过一个非常适时的建议。原来,来自劳里昂矿藏的收入曾经给雅典的国库带来巨额的收益,当他们的每一位成年公民都可以从中大约可分得10德拉克玛的时候,泰米斯托克利就劝告雅典人不要分掉这笔款项,要用这笔钱建造200艘三列桨战舰,[45]以用于对埃吉那人的战争。正是由于当时所爆发的与埃吉那的战争,这才拯救了希腊,因为它迫使雅典成为海上强国(它迫使雅典人成为海上民族)。这些新舰船并未用于当初建造它们时的目的,但是在希腊急需舰船的关头,它们却派上用场了。于是,他们建造了这些舰船,并且已经为雅典人所使用,但是现在雅典人在这之外还得建造更多的舰船。他们在接到神谕并进行磋商之后,作出决定:他们应信托神意,本邦全体人民齐出动,以及所有愿意和他们一道的其他希腊人,都登上战舰,到海上去迎击异族入侵者。[46]
      
希罗多德这里说得很清楚,雅典大力扩建海军的直接目的是用于与海上强国埃吉那的战争。碰巧遇到波斯从海上入侵,恰好就派上了用场。数百年后,对希罗多德记载的可靠性颇有微词的普鲁塔克,却也基本依从希罗多德来记载这一历史事件。他指出,“当雅典人按照惯例要把出自劳里昂地方银矿的收入拿来分掉的时候,也只有他(泰米斯托克利)敢于来到人民面前,提出不要把钱分掉而要拿来建造三列桨战舰,用于抗击埃吉那的战争。这是当时困扰着希腊的最激烈的战争,(埃吉那)岛上居民依仗他们舰船的数量(优势)而控制了海洋”。[47]拥有大批军舰的雅典成为希腊第一海上强国后,军费问题似乎是个老大难问题。不久后成立的雅典同盟,入盟城邦所缴纳的基金,使得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四)击退异族入侵者,倾力制服提洛同盟诸邦
      
      
雅典与提洛同盟诸邦的关系及其演变,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邦际关系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种在史学界长期流行但并不正确的观点认为,雅典同盟即提洛同盟,该同盟系由“独立、平等的希腊城市国家”组成,至少在同盟成立之初,包括雅典在内的各成员国对“有关同盟的一切问题皆有平等的发言权”[48]。持此观点的学者们一方面强调雅典和每一个加盟国一样,在同盟议事会上平等的表决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雅典人从一开始就几乎独占同盟的领导权。对此笔者已经做过讨论,在此不赘。[49]关于雅典人和同盟者之间关系的恶化及其原因,修昔底德评论道:
      
在引发叛乱的各种原因中,主要原因都是缴纳贡金或提供舰船的数目不足,或是拒绝服役。因为雅典人非常严厉,他们横征暴敛,对于那些不习惯于而且事实上也不愿意为雅典人不断地效力的人们施以必要的暴力,因而丧失人心。在其他方面,雅典人作为统治者,已经不再像起初那样得人心了;一旦雅典人所承担的兵役额度超过其应有的份额,相应地就容易使他们强迫任何想脱离同盟的盟邦回到同盟中来。造成这种局面,同盟者自己也有过失。因为他们不愿意服兵役,他们大都依照规定的数额缴纳金钱,而不提供舰船,以免远离家乡。结果,雅典利用他们所缴纳的金钱,扩充雅典自己的海军,当他们发动暴动时,总是发现自己缺乏战争资源和军事经验。[50]
      
公元前468/467年攸里梅顿战役大败波斯人之后,雄心勃勃的雅典人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公然奴役它的同盟者,从而导致二者的关系发生质变。以往学者们往往只强调这是雅典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即由主要对付波斯人转而对付同盟者和其他希腊人。
      
其实雅典的海外扩张活动在波希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歇。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马拉松战役刚刚结束(约公元前489年),米太雅德即主动请缨,统率全国的海军,以帕洛斯人曾随波斯人入侵阿提卡为借口,向该岛居民勒索巨额金钱,企图一举攻克该岛,却遭到失败。米太雅德因此而被弹劾并被处以巨额罚款。[51]此后,雅典人在准备抵御波斯入侵的同时,也未放松扩张活动。萨拉米斯海战刚刚结束,希腊阵亡将士尸骨未寒,泰米斯托克利就迫不及待地派遣使者到许多岛国勒索金钱,声称如不缴款,将以武力制服他们。[52]公元前477年,雅典军队攻占拜占庭(Byzantium),翌年攻克爱昂(Eion),把当地居民变为奴隶;前472年,雅典征服卡里斯都(Carystus),强迫其入盟。[53]与此同时,雅典利用同盟者的公款,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剥夺同盟者的海军。
      
公元前467年以后雅典的对外政策乃是其既定国策的延伸和发展。公元前466—前455年间,雅典先后征服了不甘俯首听命的那克索斯(Naxos)、塔索斯(Thasos)等许多城邦。被征服者通常须交出武装,定期纳贡,甚至要宣誓效忠。[54]到公元前454/453年,在大约150多个加盟成员国中,拥有一定自治权的盟邦大概就只有开俄斯、列斯堡和萨摩斯三国了。雅典的当政者已经具备一定的海防意识。如果说雅典和阿提卡是雅典帝国的中心,这三个盟国就地处帝国边陲,与波斯帝国相毗邻。它们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有利于边境安全。[55]
      
这样,雅典城邦的权力机构遂成为雅典帝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雅典和提洛同盟之间由同盟关系演变为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同盟者各国沦为雅典的臣属国,他们反抗雅典人的奴役和剥削、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同他们原先反波斯的斗争在性质上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亚里士多德把雅典以武力征伐萨摩斯等邦与波斯国王镇压米底(Media)等地的臣服者的叛乱相提并论,[56]就是一个绝妙的佐证。雅典与提洛同盟诸邦关系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雅典人征服后者的过程,也是雅典版图(包括海洋版图)的扩大过程。
      
      
(五)雅典帝国: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海上帝国
      
      
雅典帝国的形成,意味着雅典人对提洛同盟诸国人民的统治地位的初步确立,也意味着雅典国家的版图已扩至提洛同盟的地理范围。[57]N. G. L. 哈蒙德认为,“到公元前466年,(在爱琴海地区的)这个海上霸权(thalassocracy)实质上完全由雅典掌控”。[58]B. И. 库济辛认为 “雅典海上同盟可分为两个阶段:提洛同盟时期(公元前478—前455年)和雅典统治时期”,[59]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就雅典帝国内部而言,原提洛同盟拥有一定自治权的三大城邦先后掀起暴动,公元前440/439年萨摩斯、前428/427年的米提列涅、前412年开俄斯等邦暴动,虽然屡遭镇压,但每一次都给雅典帝国的统治以沉重打击。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直言不讳地告诫他的听众:事实上“你们维持这个帝国靠的是一种暴政”。[60]
      
在对外方面,雅典帝国遭到三次重创:其一,在雅典帝国稍具雏形,雅典人的统治立足未稳之时,自不量力的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冒险发动对埃及的远征,结果遭到惨败。埃及作为波斯帝国一行省,远征埃及就是对波斯战争的继续。远征发生在公元前460—前454年间,雅典250艘战舰,约5万名将士,几乎全军覆没,海外扩张的势头从此受到遏制。[61]其二,公元前460—前446年间,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其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457年雅典陆军主力惨败于塔那格拉之役以及公元前446年签订“三十年和约”,从而迫使雅典放弃控制中希腊的野心。其三,公元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被斯巴达人彻底击败。其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415—前413年的雅典远征西西里遭遇惨败,雅典帝国遭到致命一击。
      
雅典帝国的形成,标志着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国家规模急剧扩大,已不是昔日统治阿提卡的蕞尔小邦。其次,雅典城邦的国家机器,蜕变为雅典帝国的国家机器,雅典的军队、法庭、行政官员、公民大会和财政部门等国家机关的权力的行使范围,在人口上不只是阿提卡的二三十万人,而是帝国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在地域上则是包括阿提卡和其他海外5区或6区。第三,雅典人由阿提卡的主人一跃成为全帝国的主人,原提洛同盟诸国成为雅典的属国,其国民亦沦为雅典的臣民。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民众政治权力的增强,军事力量的扩大和常备军的建立,是雅典国家机构日益强化,公共权力不断增长的主要表现。因此,帝国时期雅典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雅典平民与贵族的矛盾,而是全体雅典人与包括奴隶在内的帝国广大臣民之间的矛盾。它一方面表现为雅典人竭力维持其统治地位,随时准备镇压各地臣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则是属国人民时刻准备起义,以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62]
      
      
三、后帝国时代:举步维艰的复苏路
      
      
随着雅典在公元前404年4月战败投降,雅典帝国至此彻底崩解。雅典被迫拆毁长城和比雷埃夫斯城墙,只保留12艘舰船,海外领土丧失殆尽,海外殖民者悉数被遣回。[63]雅典一度失去独立,沦为斯巴达的属国。公元前403年民主制重建时,其版图百年前大致相当,而其军事实力却大不如前。
      
此后直到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之战被马其顿人征服,雅典一直维持小国寡民状态。战后雅典国力缓慢恢复,虽在公元前378年组建第二海上同盟,但是已无法与百年前的雅典同盟同日而语。[64]值得注意的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这期间雅典民众的权力却一直在增长,雅典成了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城邦。[65]随着雇佣兵制度的流行,财政实力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往往有着决定性影响。雅典直到公元前341年左右国库存款寥寥无几,年财政收入达到约400塔连特,相当于100年前的五分之二,相当于公元前426年的约四分之一。[66]其间雅典对外扩张基本上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是不足为奇的。当包括雅典在内希腊诸邦再一次面对强敌的时候,任凭有德摩斯提尼这样的雄辩家奔走呼号,也无法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正如有研究者分析指出,“色诺芬不加掩饰地将国内的平等建立在对外扩张,创建帝国的基础上,从而向我们揭示了平等的真相。平民的解放创造了军队,并促成了能够养活平民和贵族的帝国的产生,使得国内生产从此变得无足轻重了。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资源问题。可以从雅典帝国的运作中看到色诺芬的这个原则。团结一致的民主政府赢得了雅典帝国,而帝国则为其提供各种资源。斯巴达人的平等(平等者,homoioi)也推动了其对外扩张,而为其提供大量资源的庇里阿西人(农民)和希洛特(农奴)却被排斥在平等者之外。”[67]
      
奴隶制的的本质特征就是其侵略性。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始终保持一种向外发展扩大的趋向,即侵略、掠夺、剥削和奴役异邦人的趋向。这种趋向能否成为现实,要看其具体历史情况。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们对此似乎了然于心。色诺芬在《追忆苏格拉底》中指出,要想使邦国致富,最简单的办法就征服别人;可那前提是自己要比别人强大,否则以卵击石,血本无归。[68]公元前4世纪希腊社会精英基于对城邦现实而逐步形成一个共识,是希望在保持城邦独立的前提下,团结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对外掠夺。
      
在古代世界史上,绝大多数小国寡民的国家,并没有像雅典一样,经历由内部统一、到大国霸国、再到蕞尔小邦的过程,它们往往还未及发展壮大,就成了大国强国鲸吞的对象。古风时代的希腊世界,原本有许多独立自主的小邦;随着区域性霸国的崛起,它们的独立性往往受到威胁甚至被剥夺;雅典帝国统治下的众多小邦,曾经是波斯人臣属之邦;雅典帝国崩解之后,又成为斯巴达的附属之邦;继而成为马其顿人、罗马人的臣民。必须指出的是,雅典国家发展道路特殊性,主要就在于它主要是通过海上扩张来拓展其疆域的,雅典帝国不仅拥有广大领土,而且拥有广阔的“领海”——极盛时期的雅典不但控制了爱琴海,甚至控制了马尔马拉海和黑海的部分海域。[69]
      
严格说来,近代以前所谓国家“版图”往往是模糊的,古代更是如此。但古代雅典国家的基本历史事实是清楚的。雅典国家版图的扩大与缩小,是与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否认雅典国家版图的扩大,就意味着否认雅典人侵略、剥削和奴役异邦人的事实,由此所造成的对雅典及希腊历史的诸多误解可想而知。
      
      
      
   
                  
        
                    
l         徐松岩,1963—,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典时代希腊理想国思想及其现实基础研究”(批准号:16BSS008)中期研究成果。
        
[①]  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357页。参阅N. G. L. 哈蒙德:《希腊史》,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中译本序,第vi-vii页。希腊数以百计的城邦“小国寡民而始终保持独立”被作者概括为希腊城邦四大历史特点之一。
      
              
[②]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作者虽不是专业的希腊历史研究者,但其看法在国内学界却很有代表性。近期国内有多种重要研究著作被译为中文出版。参阅J. K. 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S. E. 芬纳:《统治史》,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菲利普·内莫《民主与城邦的衰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B. И. 库济辛主编,甄修钰等译:《古希腊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136页。
      
              
[③]  日知、张强:《雅典帝国与周天下》,《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参阅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51—83页;Simon Hornblower & Antony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205—1206.
      
              
[④]  A. E.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Thir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中译本参阅A. E. 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龚萍、傅洁莹、阚怀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齐默恩是首批用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取代英帝国(British Empire)的学者。
      
              
[⑤]  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⑥]  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第1页。
      
              
[⑦]  版图(domain,territory),严格说来包括一个国家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是主权国管辖的国家全部疆域。在古代,通常用以泛指一个国家的疆域。
      
              
[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单行本,第123页。
      
              
[⑨]  J. B. Bury,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13. pp.155—159;N. G. L. Hammond ,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Second Edi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68;J. Walker,Theseus and Athe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S. Erika,“Theseus and Athenian Festivals”,in J. Neils,Worshipping Athen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6,pp.9—26.
      
              
[⑩]  郝际陶:《古代希腊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107页。
      
              
[11]  徐松岩:《提秀斯改革新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12]  H. G. Liddell &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Ninth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1722.
      
              
[13]  N. G. L. Hammond ,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pp. 68—69; Valeriji Gouschin,“Athenian Synoikism of the Fifth Century B.C.”,Greece and Rome,Vol. 46,No 2,1999,pp.168—187.
      
              
[14]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 by C. F. Smi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England,1930,II. 15. 1. Loeb Classical Library 4Vols. 中译本参阅: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作“修昔底德徐译本”),第138页。
      
              
[15]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I. 15—16。修昔底德徐译本,第138-139页。
      
              
[1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5b20,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3页。
      
              
[17]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2,V. 2. Loeb Classical Library, Aristotle, Vol. XX, p. 2—183.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作“《雅典政制》日知译本”),第21页。
      
              
[18]  Plutarch,Solon, VIII. 1—X. 4.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4,Loeb Classical Library, Plutarch,Lives,Vol. 1, pp.403-500. 普鲁塔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夺取萨拉米斯的全过程。其细节虽不尽可信,但这次行动对雅典城邦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19]  Plutarch’s Lives, Solon,XI. 1。
      
              
[20]  A. 安德鲁斯:《希腊僭主》,钟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5—122页;施治生等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107页。
      
              
[21]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XIV. 1.《雅典政制》日知译本,第21页。
      
              
[22]  一说庇西特拉图担任雅典方面的指挥官,交战时间发生在公元前580年左右。
      
              
[23]  有铭文石碑残片留世。R. Meiggs & D. Lewis,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 25-27.
      
              
[24]  意即雅典人完全控制了阿提卡全境,否则国土大门向敌国敞开的。
      
              
[25]  J. B. Bury,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p.184.
      
              
[26]  Herodotus, The Historiae,Robert B. Strassler eds.,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A New Translation by Andrea L.Purvis, Anchor Books, New York, 2009,V. 67。中译本可参阅: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作“希罗多德徐译本”),第页。
      
              
[27]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XXI. 1—6. 《雅典政制》日知译本,第42-43页;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9b19,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2页。
      
              
[28]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 77.1—78.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373-375页。
      
              
[29]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 77. 2—4.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374页。
      
              
[30]  R. Meiggs & D. Lewis,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B.C.,pp. 28-29.
      
              
[31]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 77. 2.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374页。
      
              
[32]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I. 100. 1.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436页。
      
              
[33]  对于此时的雅典而言,20艘舰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须知公元前487年雅典全部战舰也不过50艘左右。
      
              
[34]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 96.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386页。
      
              
[35]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 97.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386页。
      
              
[36]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 97.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386页。
      
              
[37]  笔者实地考察时,站在埃吉那岛可以清楚地看到雅典城、比雷埃夫斯港和阿提卡半岛南端的苏尼昂角,反之亦然。
      
              
[38]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 82—87.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376-378页。
      
              
[39]  W. W. How and J. Well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79, Vol. 2,p.48.
      
              
[40]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 89. 2.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379页。这次战役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98年。
      
              
[41]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I. 49. 2.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414-415页。
      
              
[42]  国内早已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参阅李丹柯:《埃吉那与地米斯托克斯海军政策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3期。
      
              
[43]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I. 89—94.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491-492页。
      
              
[44]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II. 144.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512页。
      
              
[45]  希罗多德这里表述德不是很明确。其时雅典的公民人数,即使以3万人计算(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 97,希罗多德徐译本,第386页),每人10德拉克玛之总数亦仅为50塔连特,对于建造200艘战舰来说,实在太少。因此,希氏这里只不过表示,劳里昂银矿的收入是对造船费用的一项贡献。古代的作家(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XXII. 7;Plutarch,Themistocles,IV. 2. Trans.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4,Loeb Classical Library, Plutarch,Lives,Vol. II, pp. 2-89.)有不少人,都说造船100艘,近代学者亦有采此说者。实际情况可能是,泰米斯托克利斯于公元前483/前482提出此建议,到公元前480年阿尔特密西昂和萨拉米斯海战时,雅典战舰总数增加到200艘。
      
              
[46]  载有此决议之铭文的大理石石板,1959年在阿尔戈利斯境内的特洛伊曾(Troezen)遗址中被发现。铭文全文可参阅R. Meiggs & D. Lewis,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B.C.,pp. 48—52.
      
              
[47]  Plutarch,Themistocles,IV. 1. 公元前457年,雅典人最终征服埃吉那,殖民该岛,将岛上的埃吉那人驱逐。
      
              
[48]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1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290页;B. C. 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之中译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225—241页;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4页。
      
              
[49]  B. И. 库济辛主编,甄修钰等译:《古希腊史》,第148-149页;N. G. L. Hammond ,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pp. 256—258. 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50]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 99. 1-3. 修昔底德徐译本,第95页。
      
              
[51]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I. 132—136.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451-452页。周洪祥:《帕洛斯远征与雅典海军的发展》,《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52]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VIII. 111—112.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596-597页。
      
              
[53]  Herodotus, The Historiae, IX. 106—107. 希罗多德徐译本,第659-660页;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 89、97—98. 修昔底德徐译本,第89、94-95页。
      
              
[54]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 99—108. 修昔底德徐译本,第138-139页。修昔底德徐译本,第95-100页。
      
              
[55]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XXIV. 2—3. 《雅典政制》日知译本,第47-48页。
      
              
[5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4a35—b5,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5-156页。
      
              
[57]  徐松岩:《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58]  N. G. L. Hammond ,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p.266;Pseudo-Xenophon,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II. 7. Trans. by E. C. Marcha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England,1923. Loeb Classical Library, Xenophon, Vol. VII.
      
              
[59]  B. И. 库济辛主编,甄修钰等译:《古希腊史》,第199页。
      
              
[60]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I. 63. 2. 修昔底德徐译本,第166页。
      
              
[61]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 104. 1—110. 4. 修昔底德徐译本,第96-98页。
      
              
[62]  徐松岩:《雅典民主制历史上的两次“无痕蜕变”》,《光明日报》,2016年5月7日第11版。
      
              
[63]  Xenophon,Hellenica,II. 2. 20. Trans. by Carleton L. Brownson,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85,Vol.1, pp. 110-111.
      
              
[64]  徐松岩:《雅典民主城邦何以逆向蜕变》,《经济-社会史评论》,三联书店,北京2008年版;《论古典时代雅典经济走势》,《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65]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XLI. 2.
      
              
[66]  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之前一段时间,雅典存款最高达9700塔连特,雅典年财政收入达1000塔连特左右,公元前426年达到约1500塔连特。
      
              
[67]  C. Rowe & M. Schofield ed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2000,pp.145—146.
      
              
[68]  Xenophon, Memorabilia,III. 4. 12; III. 6. 7., Trans. by E. C. Marchant,O. J. Tod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England,1923. Loeb Classical Library, Xenophon, Vol. IV, pp. 2-359.
      
              
[69]  Pseudo-Xenophon,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II. 2-16. 伪色诺芬在这里详细陈述了雅典掌握制海权的优势及其所带来的种种益处。参阅A. E.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p.315;Chester G. Starr,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Ancient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pp.35—38. 据斯塔尔研究,雅典距离帝国最远的地方约为200-250英里,需要连续航行8天方可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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