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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5 10:17: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黄洋
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秘密书架】
虽然说是以读书为业,平常却很少总结自己读书的经验与得失。回想起来,自己常常是凭着兴趣任性而读,并不在意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不是一种好习惯。不过即便如此,自己的每一点进步、每一个想法,仍都是从读书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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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1965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希腊史研究入门》(与晏绍祥合著)
大概是由于好静不好动的缘故,小时候就很爱读书。但那时候在农村里,拥有书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除了课本以外,能找到的就是每家每户发的《毛泽东选集》。虽然几乎完全不懂里面的内容,但也抱着翻看。不过在当时,生活用纸奇缺,比起用来阅读,书还有更为迫切和实际的用途。因此,还没等翻读完,那四大卷毛选和后来的第五卷很快就一页一页地消失了。记得偶尔看见大人弄本《水浒传》读,自己又无望到手,就坐在大人旁边,伸长脖子凑过去看。这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不过后来回想起来,虽然也没读到多少书,但自己能侥幸从一个乡村中学考上大学,也许和这爱读书的习惯不无关系罢。
      大学的时候,读书仍然是不着边际,常常是跟着读同学们热捧的书。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心里也没什么想法,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受到多少启发,不过是凑热闹罢了。记得啃过丹纳的《艺术哲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也没有能理解什么。倒是对李泽厚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记忆犹新,觉得他论述精辟,文章也写得好读。不过饶是没读懂,丹纳《艺术哲学》中对希腊艺术的论述还是激发了我对古代希腊的兴趣,这是后来选择学习古希腊历史的一个因素。
真正开始学着研究和思考,已是到英国读博士的时候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的阅读都集中于博士论文的主题古代希腊的土地制度。因此最先读到的摩西·芬利的书是1952年出版的 《古代雅典的土地与信贷研究》,一本个案研究的专著,风格和芬利后来的著述大不相同。此时我还不知道芬利是古代史的大家,可见自己知识的缺乏和当时对国外学术的不熟悉程度。芬利于古代希腊社会、政治与经济均有论述,因此在随后的研究中不断读到他的论著,从中深受启发。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对雅典民主政治和古代经济的分析。有意思的是,芬利虽然著述甚多,却不写大部头的著作。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古代经济》正文仅170余页,1985年再版时也不过区区200页。他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论述除了一部170页、题为《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的论文集外,就只有一本140页的综论希腊和罗马共和政治的 《古代世界的政治》(1985年版)了。不能不说,这和时下著书不到四五百页就不算有学问的风气全然不同。
      芬利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论述中,最启发我的是他通过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比较分析,剖析现代民主政治无可救药的精英主义特征,他继而提醒我们,必须摆脱现代人顽固的精英主义思维,而进入古代希腊的城邦世界,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历史的理解:雅典的民主不是政治精英所主导的,尽管他们起到了领导作用。包括赤贫者在内的普通公民获得了参与国家管理与决策过程的权利,他们不是冷漠的旁观者,也非消极的乌合之众,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极大地影响了城邦的决策;缺乏正式教育并不妨碍他们作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与决策,政治精英在提出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雅典民主政治是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相互依靠、相互制约的产物。迟至今日,在国内知识界仍然产生很大影响、乃至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统治,压制甚至迫害了社会的精英分子,其统治是不稳固的、短暂的;或者认为普通民众没有能力进行独立的判断和决策,国家大权和政治实际上仍然操控在一小撮精英或奴隶主手中。这虽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则仍然是精英主义观念的一个表现。让我们看一下芬利的论述,几乎是随意挑选出来的一段话:
      雅典提供了政治领导与民众参与如何长期成功相伴相随的一个珍贵的研究个案,它既没有公众舆论专家所揭示的冷漠与无知,也没有困扰了精英主义理论家们的那些极端主义的恶梦。雅典人是犯过错误,但哪个政府体制没有呢?对雅典没有达到某种完美理想进行谴责的常见游戏是徒劳无益的研究路径。他们并没有犯致命的错误,这就足够了。公元前415-前413年西西里远征的失败是战场上专门指挥的失败,而非国内无知或计划不充分所造成的后果。任何专制者或者“专业”政治家都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第33页)
虽然笔者的翻译不能尽显芬利原文的味道,但也多多少少能反映出其论述的精炼、精辟和犀利之处。当然,排除研究者自身文化价值和观念的干扰,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同情地理解”应已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常识,但要做好这一点,却比想象的要难得多,而且并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很好地做到了,正如芬利的论述所反映出来的一样。
      在20世纪众多杰出的古代史家中,芬利之所以独步天下,和他特殊的教育和思想经历不无关系。他在大学时代学习的是法律,阅读的是马克思、韦伯、梅特兰、比尔德和马克·布洛赫等人的著作。随后他进入被迫迁到纽约的法兰克学派社会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开始在大学任教之后又参加了著名人类学与社会学家卡尔·波朗尼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的讨论班。早年他还加入过美国共产党的前沿组织“美国反战与反法西斯联盟”,并在20世纪50年代初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而永久移居英国。他后来回忆说,他的历史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
      马克思主义是我思想经历的一部分,用希腊人的话说,是我的教育(paideia)。像我提到的其他思想家一样,马克思终结了把历史研究看成是一种独立活动的所有想法,也终结了我们认为人类行为的不同方面如经济、政治、思想和宗教可以孤立开来进行分析的推断。
      可见芬利具有复杂的学术和思想背景,熟悉社会学方法和社会批评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带到了原本十分保守而且倾向于就事论事的古代史研究领域,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20世纪中后期社会科学方法大举进入并主导了历史学研究领域,芬利正是这种方法在古代史领域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他在1954年出版的 《奥德修斯的世界》,即是运用这种方法的早期代表作。他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荷马史诗的描述,成功地勾勒出史诗所反映的真实社会的大体面貌,包括其社会结构、财富和劳动力分工、家庭、血缘和社会、道德及价值观念等。这在当时是全新的尝试,并未受到古代史家们的热情赞许,但它很快就成了研究荷马史诗的经典著作,到了时隔近6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荷马史诗和荷马社会研究者必读的书籍。
      芬利最著名的代表作《古代经济》,则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的典范之作。它在1973年一经出版,即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模式,用以解释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间希腊罗马世界中人们的经济行为。而无论就其问题意识还是建立模式的方法,都深受社会科学或者说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提出,以经济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是在近代欧洲新教背景下产生的,是近代欧洲独创的。在古代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的需要。芬利更进一步,借用卡尔·波朗尼的“嵌入”概念,提出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类活动领域,它遵循自身特有的规律,并且人们已经归纳出了这些规律,发展出一些特定的概念和语汇描述和分析它。但是在古代,经济活动并未形成这样的独立活动领域,也没有形成诸如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经济学”概念。古代经济是“嵌入”在总体的社会活动之中的,受到其他社会行为的制约。因此,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主要不是现代型经济规律如市场法则,不能全然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如成本、利润等来分析它。在此芬利又借用韦伯的“地位”概念,指出维持并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是影响古代人经济活动的关键因素,并围绕这一核心构建了古代经济活动的解释模式。当然,这一切的分析首先都是建立在他对史料的占有和理解之上的,但却又不拘泥于事实的考证和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具体的史料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现象纷繁复杂,历史学家很容易陷入这种种现象之中,而忘却了超然于上的观察和思考。芬利则通过建立解释模式的方法,敏锐地抓住了总体的特征。他解释说,模式尽管不能等同于或者囊括所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但它却有益于跳出具体的历史现象,抓住规律性的东西。
      芬利的研究,向我们昭示了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的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在同样的意义上,阿拉伯裔知识分子和学者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对于历史学的研究也多有启发之处。这不是本容易完全读懂的书,但对笔者而言,最有启发之处在于它阐明,西方对“东方”(他所指的是伊斯兰世界,而不包括南亚和东亚)的研究不是为着东方,而是为着西方自身。它所形成的一套话语和表述反映和强化了西方在政治和军事力量上对东方的支配和统治,突出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东方成为西方的“他者”,由此西方在观念上获得了对东方的主导和优势地位,为西方统治和支配东方提供了合法性。萨义德把这套专门的话语体系称为“东方主义”,并告诉我们,他的学术理路是受了米歇尔·福柯的影响。作为这一学术理路在古希腊史研究领域的运用,马丁·伯纳尔在1987年出版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一书,系统批判了两百年来古希腊史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倾向,指出希腊文明因此被描述成为纯粹雅利安人的文明,而有意识地忽略了西亚和埃及文明在希腊文明的孕育和生长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从福柯到萨义德再到伯纳尔的学术理路从根本上动摇了笔者关于历史研究是全然客观的信念,促使笔者时时反思我们研究背后的出发点和动机,我们带入的观念和偏见;同时也向笔者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不仅西方对古代希腊的研究存在欧洲中心论倾向,而且早在古代希腊,“东方主义”业已成型。因此从总体西方文明来看,它实则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这还促使笔者认识到,西方现代性的建构有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因素,一个是萨义德阐明的东方主义,是通过关于非西方世界的话语体系来表述现代性;另一个则是对自身优越性的表述,而18世纪以降西方对古代希腊理想化趋向则建构了一个现代性的奠基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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