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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8 06:38: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齐世荣
文章来源: 私家历史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编者按】

12月3日,著名世界史学者齐世荣逝世,享年89岁。齐先生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他曾在燕京大学求学。2015年第2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了他的回忆文章《记20世纪40年代中期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几位教授》,经编辑部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此文。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1945—1947年我在燕京大学读历史系(1945—1946年在成都、1946—1947 年在北平),听过邓之诚、齐思和、翁独健、贝德(英国人)几位老师的课,现在把听课的印象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几位老师的事迹追记如下,虽是一鳞半爪,对了解当年史学界的情况也许有点用处。

邓之诚:文史兼擅,讨厌胡适

先谈邓之诚先生。邓先生生于1887年,原籍江苏。我听过他两门课:《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他给我们上课时,刚刚六十岁,但已显得老态龙钟。冬天穿两件皮袍,戴风帽(这种帽子现已看不到,年轻人可看中国画上的人物),棉裤扎腿。进教室后,脱一件皮袍。

邓先生讲课内容丰富,口才也好,教材用他编的《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二千年史》的写法是:正文以大字为纲,简明扼要地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小字为目,每段正文之后附以若干则史料。这种编撰方法既可看出作者的观点,又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提供线索。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谈到通史的撰述时,认为写通史很难,“将近理想的”有几种,邓著是其中一种。邓先生所讲两门课的考试,都采作论文的方式。但他有两点要求:一要用文言文写;二不许看现在人的著作,要根据史料写。他说,如发现你们不遵守这两点,就给不及格。我和班上其他同学的程度,还能写浅近的文言文,总算及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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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之诚,著有《中华二千年史》。

邓先生博闻强记,文史兼擅。《中华二千年史》外,《骨董琐记全编》是一部文史工作者经常从中取材的名著。《全编》约四五百条,内容十分丰富。胡适考证《醒世姻缘》的作者即著《聊斋》的蒲松龄,便受《琐记》中一条材料的启发。邓先生在燕京文、法学院有“活字典”之称。因为这两院学生作毕业论文时,都常常向他请教。邓先生对清史尤有研究,门生王钟翰先生能传其衣钵。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同志从邓先生治明清史,亦颇有成就。

邓先生对燕大历史系有很大贡献,他与洪业(煨莲,1893年生)先生和衷共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我的老师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三位先生都是他的学生。我虽然直接听过邓先生的课,但我一直尊他为太老师。

邓先生性情狷介,对同辈人多所臧否。他很讨厌胡适。给我们上课时,隔一段时间就数落胡适几句。开头总是说:“你们知道城里有一个叫胡适的吗?”然后就说胡适怎样没学问。十几年前,我看周一良师的《毕竟是书生》一书,竟然发现在邓先生给周一良师上课的时候,也经常贬斥胡适,而且开头的一句也是“城里有个胡适”。邓先生对燕大掌权的洋人极为不满。一次在他家中对我们几个学生说:“齐思和的薪水居然比我高。”齐是他的学生,他认为应低于他才对。但燕大是美国人出钱办的大学,齐是哈佛大学博士,邓无学位,故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的薪水高于齐。

邓先生虽然学问博通,但他认为自己也有不足之处。一次,他在上课时说:“我不是历史学家,因为我不懂天文历法。”开始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后来我想,他大概是按古代史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中国古代史官不仅修史记事,而且掌管天文历法。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精天文律历。后世史家就未必都精于此道了。邓先生当然也懂天文历法,不过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修养还不够精,故谦虚地说自己不是历史学家。邓先生藏书很多,还存有民国时期的许多照片,十分珍贵。(晚年售予科学院图书馆)希望有关方面能予以充分利用。

齐思和:尊师重道,学贯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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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思和

第二位是齐思和先生,1907年生,河北人。齐先生燕大历史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我听过他两门课:《战国史》、《西洋现代史》。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是齐先生的专长。我从听齐先生的《战国史》,深深感到他学贯中西的素养。至今,我还记得他让我们看《金枝》(Golden Bough),这是一本研究巫术与宗教的西方经典著作。还介绍了一些西文书,我已忘记了。我的课程作业是《崔述〈考信录〉读后》。受先生的启发,我也参考了一些西方著作,得了很高等级分8。

《西洋现代史》这门课程尤其独特,在当时全国各大学开这门课的,恐怕只有齐先生一人。这门课很受欢迎,听讲者还有许多法学院的学生,教室经常满座。先生为这门课还编了一本英文的资料选辑。限于当时的条件,内容不多,而且只限于欧美几个大国,但它是首创之作,值得纪念。齐先生讲课有风趣,几乎每堂必有一个笑话,引起学生大笑,但他自己从来不笑。齐先生对中国近代史也有研究,写过《魏源与晚清学风》等重要文章。解放前,齐先生的著作主要是中国史方面的。解放后他在北大教《世界中古史》,著作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影响》、《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等,都是体大思精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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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

齐先生很尊师。据说,每年春节他给邓之诚 先生(邓是他的老师) 拜年时,都行跪拜的中国古礼。

齐先生晚年身体不好,患严重的糖尿病。上世纪 60 年代,我为翻译《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若干问题,向他请教,那时身体还好。后来,病就越来越重了。我院戚国淦同志(燕大毕业,也是齐先生的学生)一次告诉我,他去看望齐先生,他躺在床上,但床上还摆着西文书,说明老先生病中仍不废读,治学精神实在令后学敬佩。

翁独健:最佩服陈寅恪、伯希和

第三位是翁独健先生,1906年生,福建人。我听过他讲的《远东史》。翁先生口才很好,善于议论发挥,具体材料讲得不多。翁先生是元史专家,《元史》课我未听过。他对元史很有研究,是比陈垣先生晚一辈的元史三大家之一(另两人是邵循正、韩儒林)。他下笔极慎,平生只写过六、七篇学术论文,但质量很高。“文革”后,一次对我说:“得赶紧写东西了,要不然来不及了。”他夫人邝平章在旁边插话:“你老师太慎重了,看了又看(指看材料),还是不肯动笔。”有一次,先生对我说:“搞学问,要小心又小心。我刚把点校的几卷《元史》(翁继邵循正先生之后续点《元史》) 送出去,又发现有问题。”又一次,他对我谈起邓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说邓先生的书受到日本人入矢义高的严厉批评,可得小心。其实,《东京梦华录》这类书极难注,宋朝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等等,事隔一千多年,谁能完全清楚?后来日本学者自己注的《东京梦华录》也有许多错误和注不出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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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独健

翁先生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翁先生那一辈的学者受实证史学影响很深,最怕著作中出“硬伤”,似乎一出“硬伤”,被人抓住,便“永远翻不了身”。我认为,当然要力求避免“硬伤”,但因为怕出“硬伤”而不敢下笔,就不对了。一个人一辈子所写的东西,要想一处“硬伤”都没有,我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翁先生很佩服陈寅恪先生,曾在课堂上说:“如果能请陈先生来燕大,即使不上课,也是我们的光荣。”对西方学者,他最佩服伯希和。他对我说,伯希和真厉害,《马可勃罗游记诠释》中的一个注,就是一篇考据的大文章。翁先生晚年尽管说要抓紧时间写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没有写出来,就因心脏病突发,抢救不及而去世了。

翁先生待人宽厚,一生帮助过许多人。试举数例如下。他的老师邓之诚先生为人耿直,议论无所顾忌。解放后,翁先生很怕他因发言不慎惹出事来,便劝邓先生退休,邓先生同意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翁先生对我说,邓先生幸亏退休了,否则很难过这一关。还有他保护几位教授的事。

解放后,燕大在合并于北大前,发生过一个“骂人团”事件。有几位教授在私下议论,说些政治上的错话,后被人揭发。一些学生闻之大怒,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要动武打人。翁先生在场,当时他是燕大代理校长,左派教授,在学生中有较大威信,经他极力劝阻,才把事态平息下来。还有一次,我在他家遇到一位客人,这人走后,他对我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萧乾。萧是《大公报》名记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萧也是燕大校友。后来我知道,萧被划“右派”后,翁先生毫不歧视他,待之如常,而且多次帮助过他,故萧对翁很感激,常去翁宅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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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

翁先生人际关系很好。我每次去他家,不是先已有人在,就是在我离开前,又有客来。他为人好,好客,又健谈,故经常高朋满座。在我的老师中,我去翁府次数较多。一则我常向他请教;二则先生坦率,师生可随便聊天。1958年,我翻译苏联学者兹拉特金的《蒙古近现代史纲》,其中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向他请教。他从琳琅满目的书架中,找出《五体清文鉴》( 满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汉文) ,很快为我解决了问题。

解放前,翁先生给燕大地下党很多帮助。地下党的一些会就在他家中秘密召开。他还帮助不少学生去了解放区。因此,解放后彭真市长亲自去他家,请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屡辞不获,终于出任。翁先生有自知之明,不宜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后来坚决辞职,到中央民族学院(今民族大学)专任教授,又在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研究员。“文革”发生后,幸亏他已辞去教育局长之职,否则很难不被扣上“走资派”或“与党争夺领导权”之类的帽子,遭到折磨。他逃过了这一劫,比较平安地度过了“文革”风暴,实是幸事。

翁先生任北京市教育局长时,有一件事很有趣,与我有关。我那时(1954年)在北京市第25中学(前育英中学,极有名)任教导主任。我校举行了一次全市性的大规模观摩教学,出席的有中学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教授,还有苏联专家崔可夫(上级机关请他来)。翁先生以教育局长的身份参加指导。听的那节课是讲爱琴文化的,教师是金啟孮同志(后任内蒙古大学教授,满学专家)。最后,做评议,由崔可夫总结。崔不懂中文,由翻译在身边讲给他听,但其实只能译出讲课内容的一小部分,还不见得完全正确。用这种方法,一个外国人如何总结呢? 但当时,“一边倒”,苏联专家地位很高,为表示尊重,一定得由他总结。我也请翁先生发言,他虽身为教育局长,北京市中小学界的最高领导,但他不讲。这是他非常高明的地方,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第四位是贝德女士,英国人,她教《西洋通史》。她的学术水平一般,我随堂听课,没多大兴趣,凑学分而已。她的课有一个特点,即考试时必有一两道题是考年代的。她出一个人名(如拿破仑),要学生答出5个有关拿破仑的年代,并写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与拿破仑有关的大事。因为我记忆力一般,最怕这种考试方法。每次考前,要试选若干人物,背许多年代,苦不堪言。

学术能否后继有人,至关重要

最后,借这篇文章的机会,我想谈一谈培养学术接班人的问题。我的三位老师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都是燕大历史系毕业。他们是师兄弟。齐先生1931年毕业,翁先生1933年毕业,周先生1935 年毕业。他们又都先后留学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这是巧合吗?不是,是他们的老师洪煨莲先生精心培养的结果。

洪先生于上世纪 20 年代毕业于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后,即回国任教燕京大学,执掌历史系多年。洪又是燕京哈佛学社的中方负责人,有权推荐学生赴美留学。洪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学术领导人,既有远见,又有魄力和办法。他有一整套培养历史人才的计划。据我所知,经他选拔培养成为历史学界名学者的,有郑德坤(考古)、齐思和(商周)、瞿同祖(汉)、周一良(魏晋南北朝)、聂崇岐(宋)、冯家昇(辽)、翁独健(元)、王钟翰(清)、侯仁之(历史地理)、朱士嘉(方志)、陈观胜(佛教史)、邓嗣禹(制度史)等等。他想把中国历史的每一段都安排一个有学术前途的学生去搞,他的计划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是多么大的贡献。我认为,真正够得上称为大师级的人物,不仅要自己学问大,而且要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接班人。学术不能中断,后继是否有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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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王钟翰、周一良、侯仁之

附记: 成都燕大一年,有一事可记,即茶馆的读书生活。四川人酷爱喝茶,大街小巷,都有茶馆。茶馆不仅是休闲的场所,也是谈生意、谈种种公私事项的场所,起着重要的社交作用。战时大学的设备简陋,北京燕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封闭。成都燕大是临时办起来的,设于成都陕西街,面积有限,教室、图书馆都很小。于是,茶馆便成为学生课外学习的一个场所。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茶馆读书。那时一杯茶的价钱很便宜,对学生还有特别优待。上午买一杯茶,可留到下午继续喝,不再要钱。如果一杯茶也买不起,还可买白开水,名曰“来一杯玻璃”。茶馆中虽然人声嘈杂,但习惯了照常可以看书。读书疲倦了,就玩,打桥牌,或下棋。我就是在成都茶馆学会下围棋的。这样的大学生生活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象的。了解历史,很有必要。今天大学生的学习条件要远远优于过去,同学们理就学得更好.2014年11月6日草就,

时年八十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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