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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6 10:57: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晏绍祥
文章来源: 古代文明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内容提要】本文从古典著作和波斯帝国的文献出发,讨论它的统治方式及其特征,指出波斯大王掌控着对所有重要官职的任命以及财政资源,以书信指导着行省总督的管理,据此控制着贵族的命运,确有专制自为的意味。但作为波斯国王,国王权力的行使,较多地取决于国王个人的能力和意愿,他缺乏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官僚系统支持,总督在军事、内政和对外政策上大体自主,较少受到国王的具体干涉。而在地方共同体中,虽然法律上国王和总督拥有无限权力,其命运有时会被国王与总督左右,但在日常管理中,它们大体自治,由此造成了波斯帝国统治中国王的专制与地方自治合作的特征,两者的结合,是帝国得以长期维持的基本原因。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古代国家的统治能力以及波斯作为一个征服性帝国有关,因此,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基本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实际的政治运作,需要更有效率的地方自治。

  【关 键 词】波斯帝国/王权/地方自治

  【作者简介】晏绍祥(1962—),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不少中国世界古代史学者的观念中,至少从大流土改革后,波斯帝国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王权统治的国家。颇为权威的《世界上古史纲》认为,大流士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加强中央集权,实现专制统治”,并且把省作为“专制君主对被征服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和压迫剥削的单位”。①李铁匠从波斯人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波斯帝国的专制,作为“囊括整个古代近东的奴隶制大帝国。原先的行政管理机构是注定要灭亡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绝不会因为巴尔迪亚被杀而停止”。“大流士通过改革国家的行政机构,把全国的行政、军事、监察、司法大权都集中到国王一人手中,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且把薛西斯之后军政分治原则的破坏以及缺乏王位继承法,作为波斯帝国中央集权衰落的重要原因。②在中国颇为流行的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也认为,大流士的改革“确立了君主专制,加强了国王的权力,调整了国王与贵族的关系”。③笔者本人也曾认为,波斯帝国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国。④

  应当承认,有关古代波斯专制的一般印象,并不只是从近代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古代波斯和希腊留给我们的遗产。波斯国王们自己就曾宣称,他们是帝国的统治者和立法者,军队和行政权都隶属于国王,政令通行全国。大流士在自己的铭文中就宣称,“我统治他们,他们向我交纳贡赋。凡我对他们所下的命令,他们都执行;凡我制定的法律,他们也都遵守。”他的儿子兼王位继承人薛西斯的说法几乎一字不差。⑤早在公元前5世纪前期,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就已经把波斯大王薛西斯的专制政体与希腊城邦的民主政体作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对立起来。希罗多德的历史,也不止一处地把那场冲突作为波斯人的奴役与希腊人的自由、责任之间的对抗。在大流士政变后讨论波斯应当采用何种政体的辩论中,大流士支持的君主制,也以国王一人独揽大权为特征。⑥虽然据此强调希腊人的东方主义不免赋予古人过多的现代色彩,⑦但在希腊人心目中,波斯确实以君主专制统治为基本特征。亚里士多德关于蛮族较希腊人富于奴性,而亚洲人尤其富于奴性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以他对波斯帝国的印象为基础。近代以来,黑格尔有关东方只有一人自由、希腊和罗马部分人自由的理论,以及西方的殖民主义传统,更让波斯专制,相应地应当受到批判和鄙薄、并且必然会走向衰落的观念,深入人心。

  可是,此类说法在当代西方学者中似乎并不流行。奥姆斯特德的《波斯帝国史》长期是西方学术界关于波斯帝国的标准著作。虽然作者在书中多次论及波斯国王的权威,但似乎并未对波斯王权做出定性论述,更没有强调波斯中央集权的性质。⑧库克一定程度上承认波斯国王的专制,但他似乎并不认为波斯帝国能够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反而强调作为一个范围广大的帝国,波斯政治的日常运作,必然以对地方习俗的高度宽容为特征。⑨布里昂详尽讨论了波斯国王的权威,强调了波斯大王对贵族和总督的权力,但他笔下的波斯帝国是否能够算得上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则疑问不少。他承认国王权力至高无上,但国王的权力到总督为止。作为一个帝国,他更重视波斯作为军事行政联合体的特性,从语言、习俗、法律的多样性等多个方面,强调波斯统治的基本特征,是对被征服地区习俗和制度的高度尊重。波斯后来的失败,也与波斯帝国的拼盘式体制有关。⑩例外的是库尔特。她明确宣布,“国王是一个绝对君主:所有人都臣服于他的权力和他的法律。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用专断的方式行使权力。”(11)作为证据,她提到波斯国王对贵族和总督的权力,认为他们都是国王的仆人(bandaka),而且这种关系并不只是存在于观念上,而是存在于实际中。同理,总督对于行省中共同体的权力,如同国王对于总督的权威,是绝对的。因此,对于那些以强调波斯尊重被征服地区习俗而否认波斯是统一的集权帝国的观点,库尔特明显抱着怀疑态度。她指出,虽然波斯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依靠与地方掌权者的合作,但波斯行省内部政治结构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波斯人满足于安坐在他们的总督府中,接受贡金,让当地的统治者几乎不受干涉地管理他们自己”,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当地统治者依赖波斯总督的支持,一旦他们的权威威胁到波斯的统治,权力就会被剥夺。因此,波斯人对当地传统的利用,是为了“更灵活地行使权力,而且他们与自己的臣民互动频繁”。(12)然而,她的目标是希望解构因重视波斯尊重地方传统导致的视波斯帝国软弱不堪的错误印象,因此不免有以强调波斯人的整合能力来夸大帝国统一与强盛的嫌疑,“波斯帝国巨大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不应误导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软弱而不稳定的结构。它生存的时间长度本身,以及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11—前146年)能够利用阿契美尼王朝的制度来控制他们自己庞大的领土,是波斯国王们演化出来的制度成功的标尺。”(13)

  西方学者的讨论提醒我们,在东西方有关专制主义的概念中,存在着些微差异。在西方,专制主义主要指国王大权独揽。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斯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而在中国学者的概念中,专制主义不但表示君主独裁,更与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似乎古代所有的大帝国,不仅是专制的,而且都是中央集权的。然而,就波斯帝国而论,国人关于波斯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印象,主要来自所谓的大流士改革。可是,今天的学术已经表明,传统归于大流士的某些措施,可能是后来的虚构。有些实际存在的措施,在政治现实中的实践可能也更为复杂。用吴于廑先生关于世界史研究方法的标尺衡量,则我们目前对于波斯帝国历史的认识,长期以来只注意了“眼在远处”,重视波斯国王作为专制君主的一般特征,而忽视了“手在细处”,对波斯国王在政治实践中如何实现自己的权力,国王与总督的关系,以及中央政权与地方共同体的关系,重视不够,视野虽足够开阔,研究却不够具体,未能遵循“从事历史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研究者能够取得成绩的必由之径”。(14)因此,时至今日,国人对古代史上这个非常重要帝国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相当粗浅的表层。本文的意图是希望通过对波斯国王、总督和地方共同体具体权力和权利的探讨,勾勒出波斯帝国内部政治运行的大体轮廓,进而对古代帝国实现其统治的方式提出某些初步认识。(15)

     专制自为的波斯大王

  在贝希斯敦铭文中,波斯国王大流士如此宣布他的权威:“我是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王、各省之王、叙司塔司佩斯之子、阿尔沙米斯之孙,阿黑门宗室。”在列举了他统治下的地区后,他接着宣布,“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他们成了我的臣民。他们向我交纳贡赋。凡我给他们的命令,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遵行不误。”“对于上述地区的居民,凡忠信之士,我赐予恩典;凡不义之人,我严惩不贷。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上述地区遵守我的法律。凡我给他们的一切命令,他们都遵行不误。”(16)

  大流士这里明确宣布,他的王权来自神授,出自阿胡拉马兹达,因此任何人不得侵犯。他本人出自阿契美尼(阿黑门)族,是居鲁士的后代,为波斯世袭与合法的国王。所有臣民,不管他们是总督还是所谓的国王,都必须服从大流士本人颁布的命令,违令者会遭到他的惩罚。我们看到的,显然是一个大权在握且不受任何限制、专制自为的君主。大流士树立的传统,在他的后代那里得到遵行。历代波斯国王无不在他们的命令中宣布,他们的王权得到阿胡拉马兹达的保护,所有臣民无不遵行他的命令,似乎波斯国王的政令,真的能在帝国内通行无阻,左右着上至波斯显贵,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

  希腊作家的记载,证明波斯大王的权威并不完全是自吹自擂。埃斯库罗斯曾借阿托撒之口,称她的儿子薛西斯“倘若得胜,请你们相信,我儿会建功立业;但是,假如失败,波斯也不会要他陈述原因。归来吧,平安地归返,他将一如既往,统治这片土地”。(17)埃斯库罗斯的本意,当然是就希腊人以向公民负责的城邦政体和波斯帝国大王专制自为的政体做出对比。希罗多德也不止一次谈及,波斯帝国治下的所有居民,都是大王的臣民或曰奴隶,并非自由人。及至色诺芬,更详尽列举了波斯大王统治帝国的各种方法,包括建立行省制、指定军队指挥官、地方上实行军政分治、征收赋税、派遣王之耳目监督地方和臣民、建立驿道以便传递消息。多种设计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波斯大王的权威。(18)然而,这些概念化的说法,是否能够落到政治实践中,需要更详尽的考察。

  波斯国王必须是波斯人,并且出身于阿契美尼族,是作为波斯国王的先决条件。可是,仅仅如此并不足以保证他有资格发布政令。波斯大王最为重要的权威,首先是他掌握着所有官职的任免权和帝国的税收,以及据此建立的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对于波斯帝国中央一级的官职,我们实际上所知不多,但有限的几个官职,至少从名称上看,系从国王的仆从发展而来。千夫长可能是国王卫队的统帅,凡觐见国王者,一般需要通过他的引见。此外,围绕在他身边的有“持杯者”、“持矛者”、“执弓者”、“搬运王凳者”、“持标枪者”、“战车驭手”、“信使”等,从其名称看,都是他个人的仆从。波斯帝国后期,宦官似乎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而他们显然是照顾国王日常生活的下人。所有这些官员是否能够继续享有地位,至少从法律上说,基本取决于国王个人的意志。行省总督和驻军指挥官大多由国王直接任命,并听命于国王。国王保持这些人忠诚的基本方法,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不断给予不同程度的赏赐,对破坏规定者,则予以罢黜甚至处死。(19)此外,国王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并且决定自己的婚姻。(20)薛西斯在自己留给后世的铭文中特别宣布,“我父大流士在其身后立我为至尊。当我父大流士驾崩之后,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继承父位,成了国王。”作为父亲合法的继承人,“凡我父所建之物,我一概加以保护,并增添了其他建筑物。”(21)由于国王掌控着全国的税收,他也就成为全国最重要、最大的庇护人,是所有臣民获得赏赐最主要的来源。对税收和官职的垄断,成为国王最为明显、最为重要的资源。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和政治中,都理当与众不同。无论是在文献中,还是在视觉艺术中,国王都被塑造成为最为高大和英俊、生活最为奢华的男人;最为勇敢的战士;最为公正和慷慨的君主。他的登基需要一套特殊的形式,他去世之后,也需要埋葬在特殊的墓葬中。总之,国王是波斯帝国最有威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最为特殊的波斯人。(22)

  当然,即使波斯国王是超人,他也不可能包打天下,需要波斯贵族参与和合作,因此,国王与波斯贵族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探讨王权专制程度最为直接的途径。虽然古代波斯并未给我们留下有关国王与贵族地位法典性的规定,但流传下来的少量文献和古典作家记载的实例,仍多少透露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国王与他的官员之间,很大程度上犹如主人与奴仆的关系,所有官员的责任都是为国王服务,国王则根据仆人的忠诚和表现,给予他们必要的奖赏。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表达国王与大臣关系的话语中。在贝希斯敦铭文中,大流士把那些帮助他镇压反叛者的大臣们与他统治下的臣民同等对待,称之为般达卡(bandaka)。在大流士与大臣伽达塔斯的通信中,他再度使用了这个词。而据学者们考证,这个源自阿卡德语的词汇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依附或者奴役。如果对译成希腊语,就是“doulos”,即奴隶。(23)奴仆能否得到升迁,完全取决于主人的意志。易言之,在国王与波斯贵族的关系中,国王处在统治地位,贵族则难说有多大权力。(24)

  史料所反映的某些波斯显贵的命运,似乎证实了贵族的这种身份。据克泰西亚斯记载,麦伽比佐斯家世显赫,祖父为大流士时代的麦伽比佐斯,是当年反对高墨塔、帮助大流士夺取王位的七人之一。父亲佐皮鲁斯曾帮助大流士镇压巴比伦起义。他本人在国王薛西斯面前也相当受宠,是后者的驸马爷,曾在阿塔薛西斯登基中发挥重要作用,还统兵击败过雅典人和埃及人。可是,他仍无力违背国王的意志。在平定埃及起义过程中,考虑到埃及法老伊那罗斯和他的希腊雇佣兵占据有利地形,他曾经以允诺伊那罗斯及其希腊雇佣兵免死的办法,争取到后者投降,从而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然而,国王最初虽然同意了他的请求,可是因为王后不断希望复仇,导致伊那罗斯和部分希腊雇佣兵最终被处死。在一次陪同国王狩猎时,他发现一头狮子突然向国王扑来,于是在国王未能做出反应之前,用标枪刺死了狮子。可是,按照波斯惯例,在国王碰触猎物之前,其他人不得行动。虽然麦伽比佐斯此举挽救了国王性命,他却因为破坏波斯法律,且有篡位之嫌,面临被处死的危险。幸得王后出面求情,他得以用流放代替砍头,7年后才以生病为由返回,重获国王恩宠。(25)

  麦伽比佐斯的命运虽然曲折,但总算得到善终。另一位功勋卓著的大臣达塔麦斯似乎没有那么幸运。他同样是波斯显贵,父亲因为对波斯有巨大贡献,得以跻身大臣行列,成为奇里乞亚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他本人曾随同国王作战,在作为地方官和随国王大军进攻敌人时,都曾立下战功,并得到国王大量奖赏。然而,由于受到部分近臣的嫉妒,达塔麦斯处境不妙,被迫反叛,最终丧生于国王的部属之手。(26)

  相反,有些大臣本已犯罪,但因国王的恩宠而得以逃脱惩罚,或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得到赦免。在此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机构能够左右、哪怕是干预国王的决定,有的仅仅是国王身边的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以个人身份出面恳求国王。而国王是否同意,并非恳求者能够决定。(27)也就是说,大臣们的命运,无论他们地位多么显赫,终归都掌握在国王的手中。正如法国学者布里昂所说,在波斯,那些“担任职务和享有地位者并非当代意义上的民政官员。在那个体系中,升迁只能是优点得到国王承认的结果,而优点本身又是根据忠诚的程度(eunoia)界定的。”“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过国王的裁判,甚至是那些最受尊敬的人,不管他是驸马还是反叛者的后人……总之,对国王的人而言,卡皮托林山与塔佩岩不过一步的距离。”(28)这一步的决定者,就是波斯大王的意志。

  波斯大王诚然拥有无限的权力决定臣民、尤其是贵族臣僚的命运。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后世成熟的专制王权比较,波斯帝国的官僚体系毕竟不够发达,至少与秦汉以来中国的官僚体系比较,不够“专业”。在古代中国,至少从秦汉以来,虽然历代官制多有损益,但秦朝确立的中央三公九卿(后来的三省六部)的体系,大体一直延续下来。在这种体制下,选官任官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官员的罢黜,重大的政治和财政决定,也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国家管理职责明确划分在不同的部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有相对明确的规定。但在古代西亚地区,虽然自阿卡德王国建立以来,官僚体系就一直在发展,而且在逐步完善,(29)但除财政和军队体系外,国王直属的中央其他机构,很难与古代中国成熟的官僚体系相提并论。及至波斯帝国,这样的状态仍无根本性的改观。确实,波斯帝国维持着庞大的税收体系和复杂的实物分配系统,类似财政大臣的地位也极其显赫,但是,至少就中央政府而论,从前文列举的官职看,他们中的大多数,如持矛者,执盾者,战车驭手等,都属于直接为国王服务的人员,很难与国家管理的具体职能联系起来。除财政大臣外,哪个部门负责人事任免?哪个部门负责官员的监察和弹劾?哪个部门负责接待外来使节?又有哪个部门专门负责军队的供应与调遣?这些臣僚的权力和影响,很多时候不具体决定于他们担任的职位,而决定于他们与国王个人的私人关系。如果他们偶然拥有了某种重要权力,那是因为当时国王任命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担任着某种职务。即使在军队系统中,除经常谈及的充任国王禁卫军的不死队外,也难说有从上到下的指挥系统。公元前492年波斯远征希腊时,统帅是马尔多尼乌斯;公元前490年,统帅则是达提斯等;到公元前480年,马尔多尼乌斯再度出现,国王薛西斯同时任命了一批波斯人临时充任将领和统帅,在他们之下,则分别是各国和各地区的统治者。直到波斯帝国灭亡,军队的指挥系统基本如此,以至于有学者怀疑,波斯帝国是否存在大规模的常备军。所有这些将帅的任命,或者因为他们是国王的亲属,或者因为他们是波斯显贵并且得到国王信任。(30)由于权力的取得和收回完全取决于具体的人在特定时刻与国王的关系,因此在希腊人的印象中,那些宦官、太后、王后和嫔妃,甚至御医等看似与政治无关、却与国王关系密切的人物,可能会决定那些求助国王的人的命运;国王卫队的统帅千夫长,由于控制着他人觐见国王的权力,成为帝国内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帝国末期的太监巴戈亚斯,则能多次废立国王。(31)

  帝国政府缺少常驻地,是波斯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在希腊人的印象中,苏撒是波斯最为重要的行政中心,希腊人出使波斯之时,大多前往苏撒。但苏撒毕竟只是帝国的中心之一,只有国王在那里时,才会成为权力中心。而权力依赖国王个人运转,让国王本人的所在地成为政治中心。波斯本土的帕撒加戴和波斯波利斯,米底的埃克巴坦那,也是国王经常的驻跸之所。一些重要的文献,例如居鲁士同意犹太人重新修建耶路撒冷圣殿的诏书原件或者副本,保存在这些城市中。巴比伦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行政中心,而在财政上,它占有重要地位。王储登基之前,偶尔也会出任巴比伦国王,并居住在巴比伦的宫殿中。(32)这种权力中心随国王迁移而不断转移的“流动的王权”,(33)表明波斯的权力运作很多时候取决于国王本人的性格和能力,王权真的只是国王的权力,随着国王本人的移动,权力中心不断转移,因此存在众多不确定性,与成熟的和制度化的中国皇权比较,存在不小的差距。由于缺少官僚体系提供的强力支撑,国王与波斯贵族之间的关系,也会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动,导致波斯政治的动荡和政变的经常发生。(34)波斯历代国王中少有寿终正寝者,也显示了王权的不稳定性。

       大权在握的总督

  波斯王权的强大和软弱,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国王与总督的关系上。按照色诺芬的说法,波斯的总督制始于开国君主居鲁士。“当居鲁士再次来到巴比伦的时候,他觉得,如果任命一些总督,将他们派到那些已被征服的部落去,也许会比较好一些。不过,他也不想让要塞中的指挥官以及负责防卫部队的将领受到任何制约。”但总督要负责为驻军提供给养。(35)然而,希罗多德给人的印象,首创总督制的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他把全国划分为20个总督辖地,并规定了各地应当缴纳的贡赋数额。(36)虽然色诺芬有关居鲁士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真实性非常令人怀疑,因为他把所有波斯人的制度都归于居鲁士的首创,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现代学者大体支持了色诺芬的观点。毕竟希罗多德本人提供的证据,证明至少在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波斯的某些地区已经存在总督。例如,在大流士等人发动政变之前,他的父亲叙斯塔斯佩斯已经是波斯本土的总督;萨狄斯和达斯库利翁的总督,可能也在居鲁士时代已经指定。(37)贝希斯敦铭文也多次提及大流士派遣已经在任的总督率领军队平叛。(38)波斯和希腊的文献,都证明总督制远早于大流士。可能的情况是,总督制虽非大流士首创,但在镇压他统治初期全国性的暴动后,他对总督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并据此确定了各省应当缴纳的贡赋。

  布里昂的研究表明,波斯最初任命的总督,像帝国初期的军事将领一样,除极少数米底人外,大多为波斯贵族。(39)古典作家有关小亚细亚地区总督的记载,也表明到波斯帝国后期,总督们仍然都是波斯人。(40)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真正掌握实权的都是波斯人。某些希腊人或者埃及人有可能得到国王的恩宠,有时还可能获得与国王共餐的殊荣,但他们的作用始终是局部的。希斯提埃伊欧斯、地米斯托克利、戴马拉托斯这些逃亡波斯的希腊人,有可能得到国王的宠幸,但除极偶然的情况外,主要限于处理与希腊人的关系。(41)这个帝国,从始至终确实都是波斯人的。

  整个帝国时代,波斯人如欲获得总督职位,只能通过国王。最初的总督无疑都由国王任命,并且在国王认为不合适时,会加以撤换或者直接处死。驻萨狄斯总督欧洛伊特斯因为藐视国王大流士的命令,有叛乱的嫌疑,被国王派人直接处死,家产也被没收。(42)后来有些总督实际上成为世袭,但仍受到国王的控制。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的总督最为典型。就目前我们所知,该省第一任总督为米特罗巴特斯,时约公元前525年。约公元前493年,总督变成了欧伊巴莱斯。从名字判断,两人都是波斯人,但并非出生于同一家族。从公元前479年开始,该省总督为阿塔巴佐斯。此人是国王的叔父,曾劝阻薛西斯入侵希腊,后来虽然转变立场,成为远征的支持者,但似乎始终对入侵希腊抱着一定程度的谨慎,曾警告薛西斯,土地和海洋是波斯最大的敌人。普拉提亚战役中,他明智地选择了撤退,得以带着他麾下的军队顺利返回小亚细亚。(43)大约因为此次功劳,他被任命为该省总督。当斯巴达人波桑尼亚斯希望投奔波斯时,他是牵线人。(44)他在任时间似乎相当长。公元前449年,当雅典人在西门率领下进攻塞浦路斯时,与之周旋的波斯将领之一,正是阿塔巴佐斯。当波斯大王准备与雅典缔结和约时,还是阿塔巴佐斯和同僚派出使节与雅典接洽,并商谈了和平条件。(45)可能在他死后,他的儿子法尔纳凯斯继任该省总督。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初,担任总督并且一直与希腊人打交道的,是法尔纳凯斯的儿子法尔纳巴佐斯。大概在“大王和约”签订后,他被召回波斯宫廷,该家族在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的统治才告终。(46)

  这样的事例,连同部分地区总督的长期在任和父子相继,暗示国王们默许总督职位世袭。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西部行省总督的不断反叛,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总督大叛乱”,似乎有理由让人们认为,波斯大王对总督的控制权力有限。(47)不过,总督大叛乱的规模和影响也许被夸大了,某些省份总督职位的世袭,可能是例外,而且可能有特殊的考虑,例如父子相传可以保持统治的延续性。只要总督保持对国王的忠诚,并且按时上缴税收,世袭并不是根本性的威胁,也并非王权衰弱的征兆。毕竟总督对行省统治的维持,需要依靠波斯国王的直接支持。除非总督自身受到威胁,否则发起公开反叛,对于总督并无直接好处。同时,总督职位的世袭,可能也得到国王某种程度的同意。事实上,就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总督情况而论,在阿塔巴佐斯家族掌管该省期间,尽管他们可能与萨狄斯或者伊奥尼亚总督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并无挑战王权的企图,更无独立自为的打算。(48)因此,有些总督在任时间较长,偶尔有世袭的情况,并不表明国王丧失了对总督的控制,也不表示他们对国王不够忠诚。相反,不少总督都表示,他们需要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请示国王。当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戈拉斯打算攻击那克索斯而去请求波斯驻萨狄斯总督提供100条船时,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的回答是:“你(即阿里斯塔戈拉斯)所提出的这个计划对于王室是有利的。除去船数这一点之外,你的意见完全是好的。当春天来到时,不是一百只,而是二百只船为你准备着。不过国王自己也必须同意这一点。”(49)公元前4世纪初,当希腊使者频繁出使波斯,并通过波斯驻小亚细亚总督与波斯国王接洽时,总督们可能也会把希腊人的意见提交给国王,等待国王裁决。(50)在详尽分析了总督的任免之后,布里昂指出,总督“个人依附于国王,他必须表现得如同一个忠诚的仆人。此外,他还受到中央权威的严密监督。”(51)

  按照色诺芬的看法,波斯大王控制总督的方法主要是两个,一是军政分治,一是王之耳目。用居鲁士本人的话说,“在我们所征服的城市里有一些我们的驻防部队和指挥人员:我将他们留在那里,只要求他们驻守城防,而不希望他们去干涉任何其他事情。现在,我希望他们能够按这样的命令去做,因为他们都很恪尽职守。不过,我还要指派另外一些人去做总督,去管理原来居住在那里的人,接受他们的供奉,让他们为驻军提供粮饷,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职责。”总督的责任是管理当地人,征收赋税,并为军队提供给养。驻军长官除接受他本人的命令外,不受任何其他人制约。据说居鲁士如此安排的目的,是考虑到“如果哪个总督因为自己富庶或者自己身后臣民众多就想独立或者图谋不轨的话,那么,他马上会现场遭遇反击”。(52)

  所谓王之耳目,根据色诺芬的看法,并非专门针对总督,而是针对国王所有的臣民。据说居鲁士通过慷慨的赏赐,创造了一支庞大的“国王的耳目”队伍,而且对于这些人,国王特别乐于倾听,“不管什么人,只要声称自己听到或者看到了值得注意的情况,国王都会去听一听”。由于他们的存在,所有人都感到自己被国王监督,因此全国无一人敢说国王的坏话。(53)

  然而,色诺芬的说法是否属实,在学者中存在不少争议。《居鲁士的教育》不过是一篇历史小说,并非真正的历史。就色诺芬个人的写作动机来说,他希望通过描绘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的成长经历和创立的制度,创造一个理想君主的形象。因此,色诺芬从来没有宣布,他所说的一切完全符合波斯历史的实际。此外,波斯历史长达200余年,总督与驻军指挥官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变化,也需要进一步厘清。

  首先,有关王之耳目的说法,虽然研究波斯历史的学者们花费了不少精力,却并未在古代伊朗文献中发现任何踪迹,因此当今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样的一支队伍,也许只存在于色诺芬的想象中。而想象的来源,可能是希腊城邦僭主们的做法。(54)其次,关于驻军与总督之间的关系,恐怕远较色诺芬的记载表面看上去复杂。色诺芬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不一致,他实际上承认,有些总督享有统帅军队的权力,或者手中直接掌握着军队,“每位总督都要不断提高由波斯人和那些跟随他的盟军组成的骑兵部队以及战车部队的作战能力”。“居鲁士提出这些要求后,又给每位总督派去了一支部队。”(55)当亚历山大入侵小亚细亚时,统兵抵抗的是当地的总督。公元前4世纪中期参与反叛的那些总督们,肯定掌握着军队。公元前5世纪末和前4世纪初小居鲁士担任小亚细亚地区总督时,同时兼任“集结在卡司特卢斯平原所有军队的司令官”。后来,他以自己与提萨弗奈斯有争议为由,招募军队,并以萨狄斯驻军长官是他的下属却对他开战为由,把后者处死。(56)如果我们进一步往前追溯,则会发现,早在大流士时代,波斯总督实际已经取得统兵权。贝希斯敦铭文中出现的大流士的将领,有些就同时是行省总督。(57)我们前面提到的阿里斯塔戈拉斯打算进攻那克索斯时前往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处提出请求,后者在尚未征求国王同意的情况下,直接答应提供军队。如果波斯总督不能掌握军队的调动,则阿尔塔普列涅斯断不会做出这样的承诺。同样是在大流士时代,当萨狄斯总督表现出反叛波斯大王的苗头时,希罗多德说他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位总督有1000名的波斯兵组成的亲卫队,又是吕底亚、伊奥尼亚和弗里吉亚的总督。(58)它们表明,也许从波斯总督产生之时,就已经获得了统帅军队的权力,尽管在使用军队时,他需要取得国王的认可或批准。一般认为应当存在的驻军长官与总督相互告发的案例,在波斯历史上并不多见。倒是有例证表明,驻军长官有时和总督是亲戚,甚至是兄弟。(59)

  如果这两点都不能成立,那么,波斯大王除任用族人和波斯人担任总督,以共同利益和赏赐维系忠诚外,是否还有其他手段?答案当然是有。从国王的立场来说,是总督的军事行动一般需要得到国王批准。前引阿尔塔普列涅斯对阿里斯塔戈拉斯的言论,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有关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初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外交联络,虽然很多时候是通过波斯驻小亚细亚的总督们,但他们的谈判也需要取得国王的同意。这里再次体现了波斯权力的特征:国王直接与总督发生联系。总督与国王之间的关系是国王以官职和赏赐维系总督的忠诚,总督则以忠诚回报国王。(60)当然,忠诚有时并不完全可靠,所以国王也会动用其他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并非完全是制度性的,而具有随意性和个人特征。在总督的属员中,有些人如王室秘书等,有着王室背景。他们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国王的支持。总督的下属们也都清楚,他们不仅为总督工作,更为国王工作。所以,当巴该欧斯前往萨狄斯处置意图谋反的欧洛伊特斯时,他首先用国王的书信试探包括王室秘书在内的总督府职员们和卫兵们的态度。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他轻松除掉了欧洛伊特斯。(61)此外,不同地区的总督之间会相互监督和告发。当小居鲁士打算兵发波斯争夺王位时,首先向国王阿塔薛西斯提出警告的,并非居鲁士的任何下属,而是与之早有嫌隙的邻省总督提萨弗奈斯。(62)考虑到波斯总督区相互连接,一旦某个总督有所异动,首先受到威胁的就是相邻地区的总督。于是,邻近地区的总督就会率先告发。达塔麦斯的事例表明,虽然中央政府中似乎并无专职监察总督行为的机关,也缺乏定期审计总督行为的制度,但仍有其他近臣出于不同动机,向国王告发总督的行为。个别时候,总督的属员或者亲属会向国王告发。(63)总体上看,波斯大王对总督的监督虽不能说完全成功,但在很多情况下,它确实有效。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虽然总督人身依附于国王,权力来自国王,并且受到国王监管,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督在所有事务上都听命于国王。在自己的总督辖区内,他仍拥有非常大的独立性和权力。

  这种独立性首先表现在军事上。虽然名义上总督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需要取得国王的认可,但在某些情况下,总督肯定会拥有独立行动的权力。仍然以阿里斯塔戈拉斯对阿尔塔普列涅斯的请求为例,后者事实上已经做出了判断,并且答应提供军队,规定了军队的数量(200条战船),不过需要报告国王批准,而且他相信,国王会批准。公元前4世纪初,当斯巴达入侵小亚细亚时,总督们为了对抗,不大可能把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向国王报告。当总督们在自己的辖区内需要对付某些不大顺从的当地人部落或城市时,也许会享有类似的自主权。公元前4世纪初西部的总督如奥隆特斯、提利巴佐斯、阿布罗科马斯等,都曾经未经请示发动过一些小规模的行动。(64)同样,当小居鲁士和提萨弗奈斯发生纠纷时,色诺芬明确提到,虽然波斯大王将沿海城市赐予提萨弗奈斯,这些城市却大多投奔居鲁士,只有米利都例外,于是提萨弗奈斯处死了一些人,流放了一批人,以保证对该城的控制。可是,“居鲁士把这些流放的人收归部下加以保护,征集成军,从陆、海两路围攻米利都,力图使这些流放者复归原城。”色诺芬尤其提到,“阿塔薛西斯并不反对他们两方交战,特别是因为居鲁士还经常把他管的原属提萨弗奈斯的城市的进贡品解送给国王,这就使他更不在意了。”(65)双方的这类行动,不管是居鲁士,还是提萨弗奈斯,都不大可能每次都向国王报告,而会自主决定。而国王关心的,不过是总督缴纳的贡赋。似乎只要总督们履行自己纳贡的责任,则他们之间偶尔发生冲突,并不为国王关注。

  其次,总督的行政管理基本独立。文献中留下了不少国王直接干预地方事务的记载,典型的例子是耶路撒冷圣殿的修建。当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打算修建圣殿和设防城市时,河西总督曾经上书国王反对。但犹太人搬出了居鲁士的诏令,让圣殿的修建得以持续。后来,当犹太人打算为耶路撒冷修建城墙时,总督再次表示反对。但因为负责城墙修建工作的耶利米直接受命于国王,总督的反对再次归于无效。(66)在小亚细亚,国王的将领马尔多尼乌斯在公元前492年发动对希腊的远征前,废止了沿海希腊人城市的僭主政治,改行民主政治。国王阿塔薛西斯将马格尼西亚等三座城市(显然是租税权)授予逃亡波斯的地米斯托克利。此外,在小亚细亚,还有其他一些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封地。这些变更和封赏,很难说都经过当地总督的同意。(67)

  但是,国王对地方事务的干涉毕竟有限。如霍恩布洛尔指出的,波斯帝国的统治方式可能与罗马帝国差别不大,只有在地方事务发生某种异常情况时,国王才会以书信形式提供直接指导或干预。日常的大部分活动,可能由总督独立完成。作为证据,霍恩布洛尔提到,毛索鲁斯似乎在未经国王同意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卡利亚地区的统一,将首府先迁到米拉萨,后迁到哈利卡那苏斯;部分总督自己指定所辖城市的长官,免除某些城市的税收;在司法上,总督在辖地内基本拥有自主权力(如阿尔塔普列涅斯强令小亚细亚城市停止冲突。如果发生纠纷,应当提交仲裁)。在财政上,总督很可能拥有独立征收或免除某些城市贡赋的权力。偶然的情况下,总督也可能独立与帝国之外的共同体发生联系,指定某些人为他本人或者他的臣民的代理人,或者卷入某些军事行动。(68)尽管他的例证主要来自西部总督区,很大部分属于形势比较特殊的公元前4世纪中前期,而且涉及的主要人物是毛索鲁斯,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有些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已经出现。

  复次,总督对外交往基本自主。这里仅以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小亚细亚总督为例略作说明。公元前413年,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军队全军覆没,斯巴达加紧与波斯联系,波斯大王也决定趁火打劫,命沿海地区的总督提萨弗奈斯和法尔那凯斯负责。两人之中提萨弗奈斯更加活跃,据修昔底德,“因为雅典人的缘故,他(即提萨弗奈斯)不能向希腊人的城市征收贡款,所以他没有钱缴给波斯国王。”为此,他积极与斯巴达人合作,以图削弱雅典人的势力。此时他显然并未明确得到波斯大王的指令,而是自主行动,因为修昔底德提到,如果他能煽动沿海城市叛离雅典,将那些地区并入他的总督区,则“他会促使斯巴达和波斯国王订立同盟;这样,他就可以依照波斯国王的命令,把正在领导卡利亚暴动的阿摩基斯(匹苏斯尼的私生子)不是活捉,就是杀死”。根据他与斯巴达签订的协定,提萨弗奈斯给斯巴达舰队的水手按照每天一个德拉克马发放了薪水,并且私自做主将随后的薪水减少到每天3奥波尔(半个德拉克马),理由是到他和国王商量后,如果国王同意,他会补足一个德拉克马。也就是说,当提萨弗奈斯与斯巴达人谈判并订立第一个同盟条约时,他尚未明确获得国王的授权。当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表示不满时,他又答应每月再付30塔兰特。(69)

  可是,提萨弗奈斯与斯巴达人的合作并不顺利。同年冬天,斯巴达人觉得双方第一次协定对提萨弗奈斯有利,要求修改,于是双方订立第二次协议。这次协议中,斯巴达对波斯大王的要求,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要求更加苛刻,而且可以相信,提萨弗奈斯仍然没有请示国王,却仍能以国王代表的名义,与斯巴达签订条约。恰在此时,雅典人阿克比阿德斯因为得罪斯巴达国王,逃亡到提萨弗奈斯处。他要求提萨弗奈斯不要急于支持斯巴达人,而采取更加主动的坐山观虎斗政策,居然说动提萨弗奈斯,于是他“刻薄地给予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饷,反对他们在海上作战”,极大地影响了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作战的士气。稍后,双方再次就条约开始谈判,因斯巴达代表利卡斯拒绝承认亚细亚乃波斯大王领土,导致提萨弗奈斯拂袖而去。但是后来提萨弗奈斯觉得,如果对斯巴达人过于苛刻,则可能导致雅典人的优势,于是他再度慷慨资助斯巴达人,并且和他们订立第三次条约。由于此前修昔底德提到,波斯国王曾经与提萨弗奈斯在一起,我们可以相信,第三次条约得到了国王的认可,其中的关键条款,是明确亚细亚为波斯大王的领土,国王可以对那里的希腊人城市采取任何措施。不过提萨弗奈斯需要给斯巴达舰队提供充足的薪水,而且明确规定波斯大王与斯巴达人联合进行战争。(70)

  上述事实表明,尽管波斯大王将沿海地区封给了提萨弗奈斯,实际占领那个地区,却需要提萨弗奈斯自谋出路。为此,提萨弗奈斯主动与当时正与雅典人作战的斯巴达人寻求结盟。这个盟约虽然有利于波斯大王,而且可以相信,波斯大王会同意与斯巴达结盟,但具体的条款以及谈判的细节,肯定是提萨弗奈斯自己根据需要临时决定的。在此过程中,提萨弗奈斯为履行义务,不仅动用军队,使用大笔资金,并且为达到目的,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来回摇摆,让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颇为不满。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尽管在大的问题上总督可能需要请示国王,但只要在国王授权的范围之内,总督的权力仍然相当自主,颇类一个全权将军和大臣。(71)后来出任小亚细亚地区总督和统帅的小居鲁士固然执行着波斯国王支持斯巴达的政策,但在对待斯巴达不同将领的问题上,他仍具有相当自主权。他曾经慷慨资助吕桑德统帅的斯巴达舰队,也可以让同为伯罗奔尼撒海军统帅的卡利克拉提达斯在总督府的门外白白候上两日却一无所获,还可以在吕桑德重新出山后,在居鲁士本人离开小亚细亚时将所有资金交给这位斯巴达统帅随意使用。(72)当居鲁士打算发动对兄长阿塔薛西斯的战争时,他在不曾请示任何人的情况下,付给自己的朋友、色萨利人阿里斯提鲁斯4000人6个月的军饷。(73)似乎在没有通知国王的情况下,居鲁士处死了他的两个下属,而且是两个地位显赫的下属(他姑姑的两个儿子),理由不过是两人不曾对他行国王般的礼节。(74)同样,毛索鲁斯也可以在未得波斯大王许可的情况下,统一卡利亚,并且在雅典人与其同盟者的战争中,主动介入,导致雅典第二同盟瓦解。而当波斯大王要求毛索鲁斯对付反叛的塞浦路斯君主埃瓦戈拉斯时,毛索鲁斯居然阳奉阴违,暗中支持埃瓦戈拉斯的扩张。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作为“王国的保卫者”,总督在自己的辖区受到侵犯时(包括同为波斯总督的同僚)需要自卫,在辖区被侵占时需要出兵夺回;在辖区不安静时需要出兵平定(小居鲁士出兵皮西狄亚)。在这些时候,总督势必要动用自己掌握的所有资源,在有关辖区的行政、司法、财政、军事以及对外交往中,必然享有非常大的自主权,有些时候,与一个独立的君主无异。

        地方共同体的地位

  公元前401年,小居鲁士向自己的兄长发动战争,意在争夺波斯王位。在库那克萨战役中,小居鲁士战死,失去雇主的希腊雇佣军在色诺芬等率领下经亚美尼亚撤回。当年冬天,希腊雇佣军到达亚美尼亚,脚下是皑皑白雪,不少士兵脚趾被冻烂,眼睛被雪照得发晕,很多人病倒,身后是尾随数日却不主动交战的波斯军队,给养和后勤都成问题,处境非常狼狈。恰在此时,

  客里索甫斯(希腊军队一将领)约在黄昏时分到达一个村庄。发现墙外水泉有从村里来的妇人和姑娘前来打水。她们问希军是什么人,译员用波语答说,他们是从国王那里赶路去见总督的。妇女说总督不在那里,而是在还有一帕拉桑(约5公里)之远的地方。这时,因为天色已晚,希军跟随取水人进寨去见村长。结果客里索甫斯和所有力足到达村庄的人都在那里落宿。

  客里索甫斯统帅的只是希腊雇佣军的一部分。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后,希腊人通过抽签,将军队分散到邻近的几个村庄住宿。如果说最初村长因为受到欺骗,误把希腊军队当成了波斯军队,则当后来希腊人将村长连同他的家人一起被扣为人质,并且把该村为向国王进贡所养的17匹小马驹一并虏获时,村长应当非常清楚借宿军队的性质了。然而,这位村长并未想法送信给波斯总督,而是在希腊人答应只要他好好充任向导就会送给他大批东西以为报答时,答应了希腊人的条件,并且和气地告诉希腊人哪里埋藏有酒。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位村长确有合作意向,只是在受到虐待后才逃走。(75)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该村庄距波斯亚美尼亚总督驻地不过5公里,村中所养的17匹专门进贡波斯大王的小马,确定无疑地昭示了波斯大王的存在和权威。但是,这里并未驻扎波斯军队,尽管波斯总督肯定事先已经得到消息,希腊人最近会通过他的辖区,而且一直尾随在希腊人之后。作为波斯人的村长,他居然能够独自与希腊雇佣兵订立协议,并且答应接纳希腊军队住宿,提供给养。在得知对方是希腊人时,仍为了自己的家人(家人被扣为人质)答应充任向导。难道说波斯大王,更具体地说,他的总督不会因此制裁他吗?可惜色诺芬并没有交代这件事,我们也不清楚后来的结局。但看上去,情况更像是只要这位村长能够交上给波斯大王的贡品,不会受到报复。霍恩布洛尔就此评论说,“在这里,管理的景象是自助式的共同体,它们基本上自我管理,以免受劫掠等侵害。‘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遥远的皇帝的存在。但是只有很特殊的环境才会使他的军队采取行动。’”(76)

  希腊共同体的例证似乎更有助于说明问题。公元前546年,波斯兵发吕底亚。决战之前,居鲁士曾遣使希腊城邦,要求希腊人以当年与吕底亚人结盟相同的条件与波斯人结盟。但除米利都外,其他希腊城邦都拒绝了居鲁士。居鲁士攻克萨狄斯后,希腊人再次派出使节,希望与波斯按照吕底亚当年的条件结盟。但这次拒绝的换成了居鲁士。于是希腊人各自返回,准备应付波斯的入侵。最终的结局,是除少数希腊人迁移和逃离外,大多数城邦被波斯人征服。

  我们感兴趣的,是当年吕底亚许诺给予这些希腊人城市的,到底是什么条件。由于文献失传,此事实际已经无法确知。既然波斯帝国初期的米利都与那些被波斯人征服的希腊人城邦不同,仍保持着它在吕底亚时代的地位,那就不应当被作为普通的、被他征服的臣民对待,想必会有一些特权。据希罗多德,约公元前500年左右,米利都“正在它的全盛时代,以致它被称为伊奥尼亚的花朵。但是在这之前两代,它却受到了很大的分裂的痛苦,直到米利都人从全体希腊人当中选出了帕罗斯人为恢复和平生活的调停者,而帕罗斯人又在他们中间恢复了和平的时候为止”。(77)

  希罗多德所说的一代人大体为30—40年,也就是说,米利都人发生内乱的时代约属公元前6世纪中前期。在与吕底亚结盟之前,米利都由僭主塔拉绪布鲁斯统治,此人与科林斯的伯里安德大约同时,后者约死于公元前585年,也就是说,米利都的内乱和帕罗斯人的调停,可能都在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不过我们不能确定,内乱到底是在波斯人征服之前还是之后。但既然米利都在波斯时代享有的是与吕底亚时代相同的条件,也就是说,米利都是波斯人某种程度上的盟友,与完全被征服的其他希腊人城市不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米利都此时都仍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可以在城邦内部为了权力相互争斗,也可以自主选择帕罗斯人(而非波斯人)前来调停,并据此重建自己的政治制度。(78)

  然而,波斯的统治仍然带来了米利都政治上的变化。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米利都可能仍保有自治地位。但到公元前513年大流士远征西徐亚人时,米利都已经在僭主希斯提埃伊欧斯的统治之下。而他的上台,显然是波斯支持的结果。此时的米利都,已经与其他被征服的希腊城市一道,为波斯国王远征提供水师等辅助,负责守卫多瑙河上的浮桥。它应当已经失去自主权,至少是在对外政策上,因为当希斯提埃伊欧斯希望得到色雷斯的一处土地时,他需要取得大流士的同意。而当大流士取消自己的赏赐,并且把他带回苏撒时,他只能服从。公元前500年,当米利都打算帮助那克索斯流亡者时,僭主阿里斯塔戈拉斯仍然需要获得时任萨狄斯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的同意。而在远征发动时,出任统帅的也并非米利都僭主,而是波斯人美伽巴特斯。所有军事行动,也都由波斯人做主。(79)

  可是,波斯的直接控制只是问题的一面,地方的自治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一面。大流士除指定僭主进行统治,并且可能帮助其他人成为僭主外,似乎对僭主们具体的统治行为,并不过问。米利都僭主希斯提埃伊欧斯被带往苏撒,他任命阿里斯塔戈拉斯为自己的代理人。但这个代理人的任命,波斯大王似乎并不干涉。我们可以相信,这些希腊人城市像亚美尼亚的那个村庄一样,只要按时向国王缴纳税收,其他内部问题基本可以独立处理。公民可能拥有自己的武器,城市或许拥有自己的军队。公元前500年,当伊奥尼亚人发起反对波斯的起义时,很容易就组织了一支军队,并且组建了一支包括353条三列桨战船的舰队。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腊之时,希腊不少城市都提供了军队,其中的某些城市,至少是哈利卡那苏斯的水师,由自己的僭主阿尔特米西娅统帅。其他众多城市,可能也都由自己城市的首领统帅。希罗多德特别提到,“这些人和编入陆师的那些人一样,也各自有他们本族的首领。”薛西斯所做的工作,就是将水师组织成几个支队,并任命波斯人统帅。(80)城市内部的政治大概如常,所以希斯提埃伊欧斯担心,一旦僭主失去波斯大王支持,所有城邦都会选择民主政治。城市之间偶尔可能会发生冲突,于是在镇压了伊奥尼亚起义后,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所做的工作之一,是测量伊奥尼亚各个城市的土地,规定它们应当缴纳的贡税,并且“强迫伊奥尼亚人在他们自己中间缔结协定,以便使他们遵守法律的规定并在相互间不进行掠夺抢劫。”(81)易言之,在此之前,伊奥尼亚人不同城市之间会发生掠夺和抢劫,不遵守法律的情况,大约也时有发生。到公元前4世纪,当两个总督之间发生纠纷时,这些城市仍然可以选择站在哪个总督一边。如果色诺芬可信,则在小居鲁士和提萨弗奈斯的争斗中,大多数希腊城市选择追随小居鲁士,但米利都站在了提萨弗奈斯一边,不出意料地遭到了居鲁士的围攻。而米利都并未屈服,直到居鲁士前往波斯争夺王位时,仍在坚守。(82)

  霍恩布洛尔对公元前4世纪波斯统治下小亚细亚不同地区共同体的研究,表明那里的共同体像希腊人城市一样,大多享有内政自主权。它们决定是否接纳某些人为该共同体成员,授予公民权,或者给予某些人免税权(需要给国王缴纳的税收除外),城市的权力可能是某个家族独掌,也可能采用其他形式的政体,因此出现了似乎悖论的现象,作为波斯帝国的臣民,埃奥利亚地区的希腊人城市坦诺斯“还是可以不作为大王的臣民生活的”,(83)言下之意,该城居民仍享有希腊人心目中一般认为的自由。腓尼基人城市可能像希腊城市一样,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腊时,腓尼基人像希腊人一样提供舰队,其舰队也由自己城市的首领各自统帅。除偶然情况外,可能像波斯大王对总督的政策一样,总督对于地方城市和共同体的要求,不过是按时交纳税收。

  上述地区都处在波斯直接统治之下。那些名义上归属于波斯、实际上享有半独立地位的地区,地方城市和共同体享有的自由度可能更大。塞浦路斯岛上的腓尼基人与希腊人城市大概在居鲁士时代已经归顺波斯,需要向波斯国王缴纳贡税,一般也被视为波斯帝国治下。但波斯从未向那里派遣总督,岛上的城市,或者由腓尼基人、或者由希腊人充当统治者。公元前4世纪,萨拉米斯的埃瓦戈拉斯利用波斯国王忙于镇压总督大暴动的时机和希腊人的支持,大举扩张,一度有囊括全岛、并把触角伸到腓尼基之势,且拒绝向波斯国王缴纳贡税。于是波斯大王发起反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成功击败埃瓦戈拉斯,逼其向波斯国王臣服,并补纳过去欠缴的税收。一旦埃瓦戈拉斯表示臣服,并补缴税收,波斯大王立刻表示满意。他并未剥夺埃瓦戈拉斯作为国王的权力,对岛上的政治布局也未采取任何干预措施。波斯国王甚至承认,埃瓦戈拉斯与波斯大王之间不是国王与奴隶的关系,而是“国王与国王”的关系。(84)在这样的地区,地方共同体享有的自主性,显然较波斯总督治下的希腊人城市更大。

  法律上总督有权直接干预地方共同体的事务,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让地方共同体享有自由的矛盾现象,可能如总督和国王的关系一样,是帝国过于广大、官僚体系不够发展的产物。(85)如果说国王和总督的联系主要靠家族和血缘,则总督与更基层单位之间的联系更加具体,也更加薄弱,几乎找不到类似家族或血缘的关系。虽然那些在行省拥有封地的部分臣僚有可能为总督提供某些帮助,但他们人数毕竟太少,被湮没在当地居民和文化的汪洋中,不足以给总督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这些有着中央背景的臣僚,背后多有外戚或者国王支持,总督是否能够指挥他们,不是没有疑问。而在总督的官邸中,确实有一批文书在为总督服务,负责财政的官员产生更早,但他们最多负责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并且协助总督处理日常事务,征收赋税,无力直接而且经常性地干预基层的管理。时至今日,我们对总督之下地方机关了解的寡少,当然与资料的稀少有关,但更可能是这类情况本身就不够经常的结果。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波斯行省之下,并无县、乡等更基层的行政体系(与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完备的官僚体系形成对照)。有限的几个例证基本是总督直接与城市和地方共同体发生联系。阿尔塔普列涅斯直接就阿里斯塔戈拉斯的请求做出决定,提萨弗奈斯和居鲁士分别直接干预米利都的内部事务。因此,总督欲维持自己的统治,完成上交给国王的税收,除城市和地方共同体外,并无其他由波斯人掌控的机关可以依靠。(86)官僚队伍的缺位,成为地方自治的一个基本前提。
        余 论

  前文的主要资料来自希腊人的记载,除少数铭文和书信外,很少运用波斯人自己的编年史和相关记载。所涉及的地区,几乎全部限于西部行省。据此勾勒出来的图景,不免带有希腊人的偏见,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波斯帝国疆域广大,历史悠久,抛开那些从未设立总督的地区不论,即使同为行省,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情况也必然存在众多不同。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地方总督世袭变得越来越普遍,总督的独立性有所增强,最终对王权发起了严重挑战,引起波斯全帝国的大动荡。然而,作为一直与波斯人有着密切关系的希腊人,特别是其中的某些人,如克泰西亚斯、戴摩凯戴斯、希罗多德等,肯定到过波斯游历,并与波斯官方人士有所接触,他们的记载,也难说到底有多少偏见。同时,一些波斯贵族,如曾参与大流士政变的七人之一的后代曾逃亡雅典,可能与希罗多德有直接交流,希罗多德有关大流士政变的记载,可能直接来自波斯人的传统。所以,希腊作家的记载仍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值得我们给予适当的信任。(87)事实上,克泰西亚斯和戴摩凯戴斯曾长期在波斯宫廷担任御医;波斯宫廷的管理人员中,也不乏希腊人。地米斯托克利、戴玛拉托斯等希腊逃亡者长期居住在波斯,据称都很得波斯国王尊重,戴玛拉托斯还就大流士挑选王位继承人问题发表过意见,后来多次在希腊问题上向国王提出建议,公元前480年曾陪伴国王薛西斯远征希腊,其后代公元前4世纪仍居住在小亚细亚;米利都僭主希斯提埃伊欧斯也曾被波斯国王命为顾问,在伊奥尼亚希腊人暴动时,曾受命返回伊奥尼亚平定起义;在波斯波利斯文献中,财政大臣帕那卡手下有一位被称为雅乌那(Yauna)的职员。雅乌那不大可能是真名,也许就是普通希腊人的代称。波斯逃亡希腊的人员确实不多,但公元前5世纪末逃亡的佐披罗斯为波斯高官,其祖上一直显赫,至少了解波斯自大流士以来的历史和宫廷传统。因此,希腊作家的记载中,不仅包含身居波斯的希腊人提供的资料,而且有波斯人自己提供的传统,加上古典作家们自己的采集,确保了有关波斯记载某种程度的公正和全面。希罗多德有关波斯帝国总督区的划分和大流士登基的记载,与贝希斯敦铭文惊人的一致;他所列举的薛西斯远征希腊期间的高级将领名单,都已经被证明具有相当的准确性。(88)基于上述,希腊人的记录,如果适当辅之以波斯人的文献,仍可以让我们做出某些以整个波斯帝国为背景的概括。

  这幅图景给人的感觉,其最突出的地方,是波斯帝国的统治,好像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波斯国王大权在握,控制着帝国的一切。他掌握着帝国所有重要官职的任命,以及帝国最为重要的财政资源,通过赏赐和忠诚,控制着波斯的达官显贵。帝国所有的官职,从职能到称呼,大多表现为国王的仆从。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需要而且愿意为国王牺牲。(89)通过遍布帝国境内的道路、通讯系统,(90)国王不断派出信使,以书信指导、控制着地方总督的事务。那些不忠诚的总督,如达塔麦斯、欧罗巴特斯等人,要遭到国王或早或晚的惩罚。在波斯帝国的一些关键地区,例如西里西亚关口,肯定驻有王室的军队。当地方总督反叛之时,他们会第一时间报告国王,并且成为阻止叛乱的基本力量。有些本来处于总督统帅下的军官,可能也会成为国王的耳目,报告总督的情况并设法阻挠总督的行动。小居鲁士起兵反叛其兄长之时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处死那个与他作对的军队长官。在帝国内拥有封地的波斯贵族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波斯庇护的流亡者,因为他们地位的维持来自国王,肯定也会为国王提供这样那样的相关情报,让国王了解地方总督的作为与施政。(91)前引大流士致加达塔斯的书信表明,国王可以对地方总督非常具体的行政行为(移栽果树和对阿波罗的土地征税)进行干涉。总督多年来的顺从和忠诚,暗示国王对地方的控制大体有效。

  普通臣民的命运,更可能因为国王的一道旨意被彻底改变。吕底亚富翁皮提欧斯自费招待国王薛西斯,因此得到大王的赏赐:国王从自己的财富中拿出7000大流克,让皮提欧斯的现金凑足了400万之数。然而,当皮提欧斯随后请求国王免除自己一个儿子的兵役、以便将来可以继承家产时,薛西斯震怒,虽然碍于承诺答应了他,但把这个儿子劈成两半放在行军道路的两边,以警告其他可能提出类似请求的人。而薛西斯这样做的理由,是“一个人的精神就住在他的耳朵里,当他听到好言好语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充满了欢喜,但当他听到相反的话时,全身便胀满了怒气……你对我的款待挽救了你本人和你四个儿子的性命,但是要罚你最喜爱的一个人的性命”。而那位在渡海中以其建议挽救了波斯大王性命的船夫,在船只靠岸后,因救了国王的命被赏赐一顶金冠,接着就因他的建议让许多波斯人丧命,而被国王砍头。(92)国王权威的神圣性,得到了大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护佑。为了创造国王的光辉形象,帝国通过仪式、文件以及视觉艺术,把国王打造成为高大威猛、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公正仁义的君主。如果说波斯帝国以宫廷为中心,而宫廷的中心人物,无疑是国王。在这个意义上,波斯的王权确实是专制的。(93)

  可是,这位无所不能的君主,首先是在中央,缺乏帮助他管理国家的专门机关。用布隆特的话说,是“阿契美尼王朝的国王们凭借他们伟大的神灵阿胡拉马兹达进行专制统治,但他们还不曾发展出任何完善的官僚和军事体系支撑他们的权力”。(94)虽然布隆特的论断不免过头,因为波斯波利斯和苏萨发现的大量文书,说明波斯帝国维持着完善的实物配给系统,一些关键的地区,驻扎着国王的军队,驿站也有专人负责,并通过信使发布各种命令,但不可否认,国王权力的行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王个人的意愿和能力。“我们所讨论的专制主义,显然是一个专制君主个人意见重要的体系,大量决定仰赖于国王本人的性格和偏好。”(95)这种以个人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专制统治,可以表现得非常专制,中央官员的任免和荣辱,取决于他们与国王的关系和国王个人的喜好,体现出强烈的专制特征。而在处理与地方的关系时,国王的权力主要体现为对总督的任免,以及偶尔的直接介入地方共同体事务。在日常活动中,总督则在自己的行省内享有政治、司法、军事和外交近乎自主的权力。总督府的宫廷,虽然无法与苏撒或者波斯波利斯的宫殿相提并论,但同样豪华而热闹,是王庭的微型版。(96)地方反叛者攻击的第一目标,是夺取总督府所在的城市。(97)

  不过,总督的无限权威,似乎到总督府为止。地方共同体和城市的事务偶尔可能受到总督的左右,并被总督的决定改变。但总督对地方共同体的掌控,很大程度上限于对地方统治者的任命,程度似乎不如国王对总督的控制。这些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很多情况下大体自主。亚美尼亚村庄和希腊人城市的历史似乎表明,国王和总督能够影响到村庄,但总体上说,有关村庄内部的事务,例如税收的减免、公民权的授予,有时可能还有具体治理方式的选择,都由共同体或者城市自主决定。

  因此,波斯帝国呈现出来的图景,是国王的高度集权,加上总督的高度自主和地方共同体的自治。相对于很多波斯贵族,尤其是那些在宫廷担任职务的贵族来说,国王无疑是一个专制君主,能够左右他们的命运。然而总体上看,国王的权威,主要体现在对中央官员以及总督的任免上。对于帝国的大部分臣民而言,所谓的国王及其权威,大多表现为他们需要向国王缴纳租税,发生战争时服兵役。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于国王和地方的高度分权,如何能够协调地共存?要解释它,我们需要到当时的历史中去寻求。

  波斯帝国所统治的,是从印度河到巴尔干、从多瑙河到尼罗河瀑布,且政治传统、经济状况和宗教、文化传统都差异巨大的大帝国。借用中国学界流行的话说,是一个军事行政联合体,不同地区之间缺乏必要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确实,国王为了强化对地方的控制,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修建驿道,让总督们相互监督,或者利用近臣。当地方总督露出反叛苗头时,国王会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反击,不少总督被国王下令处死。对于地方共同体提出的有关问题,国王会通过书信、诏令等多种方式予以处理,以确保共同体中精英阶层对国王的支持。在某些地区,可能还有波斯国王派出的法官。(98)波斯帝国能够维持200余年大体稳定的统治,与此当然有着密切联系。

  然而,要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一条龙的统治,并使自己的统治深入到村社基层,在古代那种交通和通讯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勉强为之,势必代价太大。一个简单的问题,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该需要多少大小官僚!在古代那种生产条件下,那等于让太多的人脱离直接生产,并对剩余的生产者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剥削,而那无异于自杀。较之波斯帝国,亚述帝国的规模不仅小得多,对地方的控制也相对严密。然而,亚述帝国的屠杀与人口迁移政策,除了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外,并没有能够让他们的帝国延续更长时间。亚述的继承者,如米底和新巴比伦等,也不比亚述人更加成功。作为这两大帝国的继承者,而且相对于被征服人口处于绝对少数的波斯人,其开国君主采用了更加开明、也更加实际的宽容政策,即在征服这些地区之后,“地方政府形态、经济组织、政治结构和法律,只要其运作不与帝国的需要冲突,就让其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政治实践中,这大概是唯一的选择,“一个庞大的帝国,除尽可能精明地利用宽容作为统治形式外,可能没有什么选择”。(99)根据如此原则确立的波斯帝国的专制统治,如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所说,“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体制性的”。即从制度上说,特别是就国王掌握的权力而论,它确实是专制的。但从现实的立场看。欲维持统治只能容忍总督的权力,而总督要维持统治,又只能容忍共同体保有相当权力,所以,“总督制的基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容易造成统治的分权化”。(100)宫廷中发生的事情,不一定会在行省发生,更不一定会在乡村共同体中发生。除少数波斯人占据行省高位、并控制地方部分土地外,各地仍大体保持着自己的法律、宗教、语言和习俗。波斯帝国的官方文书,到公元前4世纪,仍需要以帝国境内多种文字发布。(101)只有这样,波斯统治的运行成本才能大大降低。专制主义的产生,并未伴随着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实际运作,毋宁说地方自主乃占主流。

  地方很大程度的自治所以可能,还与波斯作为一个征服者的帝国有关。从本质上说,波斯帝国是波斯人的帝国,大权始终掌握在波斯人手中。从中央到行省、从军事到民政,最高权力一般都掌握在波斯人手中,外族虽有可能担任某些官职,但只能是相对次要、而且是基层的官吏,因此,“只要国王能够保持对最高层事务的控制,帝国的事业就足以实现。”(102)由此造成了国王在中央高度集权与地方总督和共同体高度分权自治这个看似矛盾的特征。不管是霍恩布洛尔援用的柏克“明智以及有益的忽略”策略,还是库克所说的尽可能宽容的统治政策,都意在表明,波斯国王明智地选择了尽可能少地干预总督和地方共同体的事务,总督则尽可能少地插手更基层共同体与城市的事务,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帝国维持常规运行的成本。仍然借用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话说,“这种专制主义的基础权力结构远比不上希腊城邦。他们动员和协调其臣民投入战斗的能力是低下的。尽管广泛权力的范围要广大许多,但他们在深入权力方面却相当低劣。与希腊公民相比,波斯臣民能够更加有效地躲避他或她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波斯人是‘更加自由的’”。(103)它虽然让波斯帝国看起来更像一个专制国王统治下的大拼盘,却正是波斯帝国统治得以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104)国王的专制统治,与所谓的中央集权,在波斯帝国被割裂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对地方权力的尊重,变成了波斯国王能够专制的前提。彭小瑜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质疑,在波斯帝国身上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真理性:“民主化和以相当程度的中央集权为特征的高效率政府是政治现代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有效率的中央集权政府要到近现代才出现,其稳定形态是民主政府。”他借用索撒尔的理论,指出“前现代国家在‘仪礼’的层次上可以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在‘政治行为’的层次上是地方自治的、分裂的,即具体的、实际的行政管理主要是各地自理的,不受中央太多牵制”。彭小瑜尤其告诫我们,且不可把对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思考套用于古代社会,“把古代历史现代化”。(105)

  那么,如何理解波斯不断强调国王的无上权威,或者说波斯国王不断宣扬的自己乃王中之王,天下四方共主的论调?这需要我们考虑古代国家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要维持波斯庞大帝国的统一,需要国王的无上权威,也需要大一统观念的存在:它是国王体现自己对全国至高无上权力的理论前提,有助于保持中央政府政令的施行,更是庞大帝国存在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大一统中央集权观念在传统社会长盛不衰,并且成为前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需要,——传统政治既有赖于比中央政府更有效率的地方自治,又离不开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设的中央集权”。因此,“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是通过极力肯定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正当性来强化政治统治本身的正当性”。(106)波斯大王不断强调他作为天下四方之王的地位,并且通过多种途径,把波斯大王打扮成天下第一公正与伟大之人,一方面固然是自苏美尔时代以来的传统,(107)另一方面,确实是需要给那个政治形态、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都颇为不同的庞大帝国,创造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共主形象,宣扬帝国的声威,保持帝国名义上和实际上的统一。波斯国王登基之时,不但要在波斯人传统的登基地帕撒加戴举行仪式,而且要到巴比伦或者埃及分别加冕为埃及王和巴比伦王,同时又要自称“众王之王”、“各省之王”,也让我们在他们极力强调的大一统中,看到了地方因素的作用。这种矛盾的统一体,也许是古代不少帝国的共同特征。虽然彭小瑜的主要假想论敌是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论者,但如果应用到波斯帝国,大概同样是正确的。

      注释:

  ①《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6—227页。

  ②李铁匠:《古代伊朗历史与文化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0—101页。

  ③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5页。由齐世荣总主编、杨共乐、彭小瑜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大体继承了这个看法,认为大流土改革“加强王权,确立了君主专制的统治形式”(第88页)。

  ④晏绍祥:《世界上古史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⑤李铁匠编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1、56页。

  ⑥关于希罗多德这段记载的讨论及其与波斯历史的关系,请见笔者已出版的《西方历史中的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章。

  ⑦关于希腊人的东方主义,见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⑧[美]奥姆斯特德著,李铁匠译:《波斯帝国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其中第9章至第15章讨论了波斯王权的方方面面,但并未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⑨J. M. Cook, The Persian Empire,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983, p. 76.

  ⑩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trans. by Peter T. Daniels, Winona Lake, Indianna: Eisenbrauns, 2002, pp. 165-511.

  (11)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681.

  (12)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 697 and 699.

  (13)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 701.

  (14)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0—51页。

  (15)遗憾的是,波斯人自己缺乏对他们的制度和历史的系统叙述,我们关于波斯帝国历史的资料,大多来自希腊人的记载,而且局限于帝国西部行省,不可避免地带有希腊人的偏见。不过,希腊人中有些人到过波斯(如色诺芬和希罗多德),有些人则在波斯生活过相当时间(如宫廷御医克泰西亚斯),有些则源自希腊人与波斯人的直接交往(如希罗多德的有关记载)。在缺乏波斯语资料的情况下,这些史料也能够部分说明问题。

  (16)李铁匠:《古代伊朗史料选辑》,第35—36页。

  (17)Aeschylus, The Persians, 211-214.

  (18)[古希腊]色诺芬著,沈默译笺:《居鲁士的教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408—471页。

  (19)关于波斯国王的权威,请见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79-84; 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255-375。

  (20)希罗多德曾提到,大流士夺取权力后,7位参与政变的贵族曾约定,国王以后只能从他们7家中选择妻子。若果真如此,则表明至少某些贵族享有特权。但大流士本人似乎并未遵守这个约定。他大群的妻子中,固然有欧塔涅斯(七人之一)和戈布吕亚斯(也是七人之一)的女儿,还有已故埃及法老的女儿,但地位最重要的分别是居鲁士的女儿、巴尔狄亚的孙女和居鲁士的侄女,即选择在王室内部通婚,避免王权旁落。同时,也通过他与居鲁士女儿的婚姻,与居鲁士的血统联系起来。后来的波斯国王也大多与自己的姊妹、女儿结婚,目的无疑与大流士类似。见黄洋、赵立行、金寿福:《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 687; Jack Martin Balcer, Sparda by the Bitter Sea, Chico: Scholar's Press, 1984, pp. 153-154。

  (21)李铁匠:《古代伊朗史料选辑》,第54—55页。

  (22)为传播国王的权力和威名,波斯帝国利用当时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来创造国王的形象,犹如近代法国的法国大臣科伯特等人打造路易十四的形象一样,波斯国王的形象,也经过多方包装。有关论述请见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165-254。

  (23)大流士的原话是:“王中之王大流士、叙斯塔斯佩斯之子,致他的仆人(doulos)伽达塔斯”。有关该词的讨论,见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 699; Simon Hornblower, "Persia", in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4。布里昂用“家臣”(Househould staff)来称呼这些大臣,请见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258-262; 324-325。

  (24)曾有学者推测,波斯国王身边可能有一个常设机构议事会,由7人组成,并且把这个议事会与大流士政变时的7个阴谋者联系起来。国王遇有重大事情,需要与这个议事会讨论。但希罗多德提供的有限的几次御前会议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因为他的成员并不固定,每次的出席者都会根据当时的需要有所不同,也许它不过是碰巧当时与国王在一起的人进行讨论的场所。但有关公元前480年是否发动入侵的讨论,表明无论其他贵族发表什么意见,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国王。因此,即使有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它也并非贵族制约王权的常规机关。所谓波斯法官的处境类似。虽然希罗多德提到,这些法官终身任职,除非犯罪,否则国王无权撤换或惩罚。但法官们就冈比西斯欲娶自己的妹妹为妻所发表的意见(在波斯,没有兄妹可以通婚的法律,但波斯法律同时规定,国王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实际上赞同了冈比西斯的做法),表明法官们不愿触怒国王。另有史料表明,法官的任命、是否参与审判、是否留任、是否犯罪并接受惩罚,都由国王决定。法官在做出决定后,可能还需要向国王陈明理由。所以,他们也不足以制约国王的权威。当然,在进行统治时,国王必须仰赖贵族的支持,同时却又必须控制贵族的力量。在两者的关系中,同王似乎处于主导地位。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5、466—477页;[古希腊]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0—1871页;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p. 83; 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128-129。

  (25)Lloyd Lelwellyn-Jones and James Robson, Ctesia's History Persica: Tales of Orient,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104, 187-190.

  (26)[古罗马]奈波斯著,刘君玲等译:《外族名将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43页。

  (27)例如前述埃及反叛者伊那罗斯的命运。见Lloyd Lelwellyn-Jones and James Robson, Ctesia's History of Persia, pp. 188-189。

  (28)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322-323.

  (29)刘健详细追溯了古代西亚国家的发展历程,认为阿卡德王国已初步建立了专制王权和官僚体系,到古巴比伦王国,专制王权和官僚体系已经成熟。见徐建新等著:《世界历史》(第9册),《古代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64页。

  (30)如库克注意到的,公元前480年远征希腊的军队统帅中,有一半以上是国王的直系血亲(包括那些以婚姻联系在一起的),波斯帝国正在变成一个阿契美尼族的帝国。见J. M. Cook, "The Rise of the Achaemenid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ir Empire", in Ilya Gershe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The Median and Achaemenian Peri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80。

  (31)典型例子出自波斯帝国后期,如宦官巴戈亚斯和太后帕吕萨提斯。前者操纵了3个国王的废立,后者为了给自己宠爱的儿子小居鲁士复仇,曾毒死王后,处死库那克萨战役的功臣。见[古希腊]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845—1872页。那里把“阿塔薛西斯”翻译成了“阿塔泽尔西兹”。

  (32)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pp. 79-80.

  (33)中国学者中,金寿福首次使用这一概念,并指出国王在不同行宫的居住既与气候变化有关,更通过盛大的礼物交换仪式表达君臣之间以及宗主与附属地区之间的友好关系。见黄洋、赵立行、金寿福:《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第188页。

  (34)最为典型的例证当然发生在波斯帝国末期,公元前5到前4世纪波斯总督的不断暴动,是国王与贵族关系紧张最为极端、也是最为明显的表现。

  (35)[古希腊]色诺芬著,沈默译笺:《居鲁士的教育》,第466—467页。

  (36)[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6页。

  (37)[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第227、247页。

  (38)他明确提到的有巴克特里亚总督达达尔希什和阿拉霍西亚总督维瓦纳。见李铁匠:《古代伊朗史料选辑》,第43、44页,并请见Ilya Gershe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p. 268。

  (39)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 351.

  (40)自公元前479年到公元前4世纪初约100年中,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先后更换了3个总督,但都属于阿尔塔巴努斯及其后代。公元前334年在格拉尼科斯河统兵抵抗亚历山大的总督,如阿萨米斯、罗米色瑞斯、帕提尼斯、尼法提斯、斯皮色瑞达提斯和阿西提斯等,也都是波斯人。见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 339; [古希腊]阿里安著,李活译:《亚历山大远征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页。

  (41)关于希斯提埃伊欧斯,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395—396页。戴马拉托斯似乎在大流士立薛西斯为王储时提出过参考意见,但希罗多德随后就说,“我以为即使没有这个建议,克谢尔克谢斯(即薛西斯)仍会成为国王,因为阿托撒握有绝对的权力。”见同前书第463—464页。地米斯托克利情况比较特殊。据说国王阿塔薛西斯得到地米斯托克利之后非常高兴,以至于夜间睡觉时三次喊出“我得到了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但普鲁塔克的行文表明,国王仅仅是在希腊问题上需要他的帮助。一段时间里,由于国王顾不上希腊事务,就让地米斯托克利赋闲。见[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7页。

  (42)[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第249—251页。

  (43)[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469—477、489—490、652—653页。

  (44)[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01页。

  (45)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IV. 12. 3-4, trans. by C. H. Oldfath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79-383.

  (46)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 339.

  (47)关于总督大叛乱,见[美]奥姆斯特德著,李铁匠译:《波斯帝国史》,第495—511页。

  (48)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 676; 奥姆斯特德的《波斯帝国史》第508—509页提到,瓦解总督大叛乱的,可能正是该家族的阿塔巴佐斯。

  (49)[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357页。

  (50)关于公元前4世纪初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外交往还,见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Leiden: E. J. Brill, 1977, chs. 4-5;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chs. 4, 6 and 7。

  (51)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 340.

  (52)[古希腊]色诺芬著,沈默译笺:《居鲁士的教育》,第466—467页。译文有改动。

  (53)[古希腊]色诺芬著,沈默译笺:《居鲁士的教育》,第422—423页。

  (54)Simon Hornblower, Mausolu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pp. 149-150; 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 344.

  (55)[古希腊]色诺芬著,沈默译笺:《居鲁士的教育》,第468—469页。

  (56)[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20—22页。

  (57)如米底总督阿尔塔瓦希尔、帕提亚总督叙斯塔斯佩斯(大流士的父亲)、阿拉霍西亚总督维瓦那等。见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83—187页。

  (58)[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第250页。

  (59)Ilya Gershe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p. 268; 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 345.

  (60)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324-338.

  (61)[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第250—251页。

  (62)[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2、4页。

  (63)如达塔麦斯被自己的儿子检举,见[古罗马]奈波斯著,刘君玲等译:《外族名将传》,第135—137页。

  (64)Simon Hornblower, Mausolus, pp. 146-147.

  (65)[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2页。

  (66)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p. 272-279.

  (67)马尔多尼乌斯的做法显然并不一定符合时任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的意思,因为就在前一段,希罗多德提到,阿尔塔普列涅斯将小亚细亚希腊人城市代表召集到萨狄斯,要求他们不得再相互战争,并且按时交纳贡赋,并无片言论及政治上的其他变革。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418—419页;[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266页;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p. 211-213。

  (68)Simon Hornblower, Mausolus, pp. 141-157.

  (69)[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40—649、657页。

  (70)[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第661—678页。

  (71)万人军穿过亚美尼亚时,途遇波斯将领提里巴佐斯。他与万人军签订了一份条约,条件是他不会加害希腊军队,希腊军队不焚毁房舍,但可以取用所需要的一切军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协议基本为波斯人遵守。提里巴佐斯仅仅率兵尾随,并不交战。这个事例间接佐证了波斯总督在外交和军事行动上的自主权。见[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97页。

  (72)Xenophon, Hellenica, I. 5. 1-8; II. 1. 8-15, trans. by Carleton L. Brown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73)[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3页。

  (74)Xenophon, Hellenica, I. 2. 1, 8-9.

  (75)[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100—103页。

  (76)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 51.

  (77)[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355—356页。

  (78)帕罗斯人选择那些农庄耕作良好的人掌握权力,并命令其他人服从这些人,从此在米利都恢复了和平。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356页。

  (79)当米尔提亚德斯提议希腊人接受西徐亚人提出的条件,摧毁浮桥并撤回希腊时,希斯提埃伊欧斯特别提醒在场的诸位僭主。他们的权力源自波斯的支持。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第318—319页,(下册)第348、353—354、356—357页;Alan M. Greaves, Miletos: A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96。

  (80)[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501—503页。

  (81)[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405、418页。

  (82)[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2页。

  (83)Xenophon, Hellenica, IV. 8. 5. 霍恩布洛尔的看法请见Simon Hornblower, "Asia Minor", in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p. 209-233。

  (84)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p. 312-316.

  (85)库尔特似乎认为,总督官邸设有完善的行政机构,并且对地方共同体享有绝对权力。但她并未提供总督府官僚机构的详情,而我们拥有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这样的论断。见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p. 690-691。

  (86)巴尔策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认为在总督之下另有系统的地方行政系统,在各个城市中有波斯人直接任命的将领和统治者。希罗多德确实提到,在塞斯托斯、库麦、埃昂、勒姆诺斯和多利斯库斯等地,都有波斯人任命的官员,并且明确言及在发动远征之前,“在色雷斯和海列斯彭特的到处就都设置太守了”。不过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应用到帝国全部,或者说在帝国时代一直如此,肯定有疑问,因为希罗多德明确言及那只限于上述两个地区,而且是在远征之前设置的。他后来提到的例证,有些虽然属于战争之后继续的存在,但他们显然因军事行动需要特意设置,因此很可能是临时措施。库克已经指出,库麦太守(hyparch)的设置,可能是因为当地为波斯舰队集结地。其他如埃昂、多里斯库斯等地,则因为刚被征服,并且遭遇到希腊人的军事威胁,需要指挥官。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355、482、506、543页;Jack Martin Balcer, Sparda by the Bitter Sea, pp. 175-176; Ilya Gershe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p. 272。

  (87)波斯帝国肯定存在某种程度的官方文书档案,可能也有王家编年史之类的记录,但在当今的波斯文献中,除少量波斯王家铭文涉及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波斯波利斯文书表明波斯帝国维持着庞大的实物再分配系统外,这类史料几乎都“失踪”了,导致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希腊人的记载。而希腊人的兴趣,主要是与他们有直接关系的西部行省,特别是小亚细亚地区,偶尔涉及宫廷内部的斗争。对于帝国东部和南部行省地区,尤其是那里的总督与国王的关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关于波斯帝国可能存在官方档案与编年史的记载,请见《圣经·旧约》《以斯拉记》,中国基督教协会新标准修订版,新标点和合本,第707页(关于居鲁士下令修建耶路撒冷圣殿的诏令);《以斯帖记》,第752页(国王深夜阅读王家编年史和文献)。关于波斯帝国史料偏向的一般讨论,请见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5-9; J. M. Cook, The Persian Empire, pp. 11-24。

  (88)David M. Lewis, 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edited by R J. Rh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25-331, 345-361; Davi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Autumn 1976 in Memory of Donald W. Bradeen, Leiden: E. J. Brill, 1977, pp. 3-26; Jack Martin Balcer, Sparda by the Bitter Sea, pp. 123-125.

  (89)据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608页)记载,当薛西斯自希腊渡海返回亚洲时,途中遭遇风暴,船夫建议减轻船上的重量,于是一些波斯贵族为了拯救他们的大王,自愿跳入大海,船只得以安然返回。此事或许属于虚构,却反映了希腊人有关波斯王权的观念。

  (90)希罗多德记载的从小亚细亚的以弗所经萨狄斯到苏萨的道路名气最大。但波斯帝国的道路绝不只有那么几条。波斯人利用亚述和巴比伦时代留下的道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以苏萨和波斯波利斯为中心的道路网,分别通向帝国不同地区。一些新征服的地区,例如色雷斯等地,也修建了道路系统(包括架桥和开凿运河),见Jack Martin Balcer, Sparda by the Bitter Sea, pp. 177-178; N. G. L. Hammond, "The Expedition of Xerxes", in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pp. 526-527, 538-539。

  (91)波斯贵族在巴比伦、小亚细亚、埃及和腓尼基等地都曾拥有封地,一些希腊人,例如地米斯托克利、戴玛拉托斯、希庇阿斯等,也曾被赐以封地,而且直到公元前4世纪一直保有那些封地。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第237页;[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7页;Jack Martin Balcer, Sparda by the Bitter Sea, pp. 179-180。

  (92)[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480—481、484、608页,大流士做出过类似的裁决。当欧伊巴佐斯要求大流士免除自己一个儿子的兵役时,大流士下令将此人三个儿子全部处死后留在了当地。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第289页。

  (93)在中国学术界,最为系统地讨论王权与专制主义关系的,是施治生、刘欣如主编的《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该书虽然将早期王权与成熟的王权以及专制主义区分开来,但并未专论波斯。不过该书对专制主义标准的讨论,很给人启发。就该书列举的专制主义需要具备的6个基本特征而言,波斯的王权无疑都具备。然而在那里,似乎也没有注意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区别。易建平虽然注意到早期国家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不同,但他似乎忙于与谢维扬论战,反而没有能够说明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的联系和区别。见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29—343页。

  (94)P A. Brunt, "Introduction", in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trans, by R A. Brunt, Vol. 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lxiv.

  (95)Davi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p. 25.

  (96)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p. 690-692.

  (97)例如公元前499年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起义时,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萨狄斯。

  (98)如在埃及南部,见Amelie Kuhrt, 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852。

  (99)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pp. 103-104.

  (100)[英]迈克尔·曼著,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6—307页。

  (101)波斯人允许犹太人修建圣殿、过逾越节,注意维护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对于埃及,则允许当地保留自己的法律和宗教;对于米利都,国王曾严厉谴责当地总督对阿波罗神庙征税的行为;小亚细亚等地也大体保持着自己的风俗和习惯。语言的多样性可以说是波斯帝国多样性最为明显的表征。贝希斯敦铭文系用三种不同文字公布,小亚细亚克桑托斯一份当地人的铭文,分别使用了吕西亚语、阿拉米语和希腊语三种不同文字。波斯国王发布诏令之时,需要使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颁布,并且送交“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关于克桑托斯的三语铭文,见Amelie Kuhrt, 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pp. 859-862; 关于埃及等地仍保持自己法律和宗教等的文献,见该书第849—857页;关于国王诏令用多种文字颁布的记载,见《圣经·旧约》,《以斯帖记》,第750页。

  (102)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p. 105.

  (103)[英]迈克尔·曼著,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第307页。希罗多德借戴玛拉托斯之口所说的话,体现了希腊城邦对公民较波斯国王对臣民更大的权力,“他们(即希腊人)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作为证据,那就是希腊人面对敌人时,无论对手多么强大,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505页。

  (104)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 51; id., Vol. 4, p. 104.

  (105)彭小瑜:《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否可行?——由刑罚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不过,彭小瑜可能忽略了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国家如雅典、斯巴达和罗马等国家集权的程度,或者说是动员自己国家资源和公民的能力。

  (106)彭小瑜:《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否可行?——由刑罚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107)最早自称“天下之王”的可能是苏美尔早王朝第三的国王恩沙库沙那,阿卡德的萨尔贡继之,此后似乎成为传统。国王们都会在自己本国的国王头衔之外,添上一串其他地区国王的头衔,得意者会称自己为“天下之王”,见杨达悟、杨炽:《美索不达米亚王权的兴起》,载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第58页;James B.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ed to the Old Testament, 3[r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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