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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7 06:12: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关于公元前5-4世纪雅典政治家克勒翁的出身问题,学术界一般都根据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描述,认定是皮革制造商出身。黄洋同志为了为论证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论”服务,则以“鞋匠的说法至多只能算是对政敌的诋毁”为理由,否认了克勒翁的皮革制造商出身。笔者则认为,阿里斯托芬对克勒翁的诋毁,不但不会否定克勒翁手工业者的身份,恰恰相反,它证明了克勒翁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是毋庸置疑的。《伊索寓言》中《赫耳墨斯与手艺人》的故事,也大致能够用来印证克勒翁的皮革制造商出身。
本文发表于湖南《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一期,发表时编辑将题目中的“小议”二字改为“论”字,对个别注释也做了适当删削。
                                         
 
(一)
 
克勒翁(cleon,?-前422,又译克利昂或克里昂)是古代雅典国家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在伯里克利(前495-429)死后,成为雅典激进民主派的首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404)中,反对与斯巴达媾和,极力主战,约于公元前427或426年当选为首席将军,[1] 最得意之时为公元前425年。克勒翁曾遭到鼓吹和平思想的青年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前446-385)的猛烈抨击。在《骑士》(前424年上演)、《云》(前423年上演)、《马蜂》(前422年上演)等喜剧中,阿里斯托芬对克勒翁予以尖锐的攻击和辛辣的讽刺。[2] 公元前422年,为争夺爱琴海北岸重地安菲波里,克勒翁统率雅典军队,与斯巴达及其同盟的军队展开激战,失败被杀(斯巴达统帅伯拉西达亦战死)。[3]
关于克勒翁的出身问题,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皮革制造商家庭出身(又称“硝皮匠”或“鞋匠”),其根据即是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记载。克勒翁是一个硝皮厂主,他的厂里制皮革、做皮靴等货,后来成为政界和军界的重要人物。笔者手头资料有限,仅有的几本工具书均说他是皮革制造商。[4] 可是笔者在读黄洋同志的《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一文时,却发现黄洋同志在没有提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就轻易地否定了克勒翁的手工业者家庭出身,这曾令笔者很不理解。
关于此事,如果仅仅是一个家庭出身问题,也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多大意义。但因为黄洋同志否认克勒翁的出身,目的是为了为论证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服务的,而笔者又素不赞成黄洋同志的希腊城邦社会农业特征论,所以在此也就不得不“无事生非”,“小题大做”,来进行一番探讨了。
黄洋同志的原话是这样的:“雅典公民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同自由农阶层的力量相抗衡的工商业者阶层,即便雅典公民中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政治力量也仍然是十分微弱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政治上的代表,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中,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来自于富有的捐助者亦即大土地所有者阶层,西门如此,伯里克利如此,阿西比德也如此。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在伯里克利之后登上雅典政治舞台的平民领袖克利昂(即克勒翁)和克利奥芬(又译克勒奥丰)代表了一个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其根据是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作品中把克利昂说成是鞋匠,克利奥芬则是琴匠。但在这里如果过于简单地理解阿里斯托芬的所说就错了。我们知道,无论在政治观点上还是个人关系上,阿里斯托芬同克利昂都是敌对的,并且在作品中一再对其进行攻击。鞋匠的说法至多只能算是对政敌的诋毁,而且阿里斯托芬的毁谤恰恰说明手工业是为人所鄙视的行当。”[5]
黄洋的这一段论述,与克勒翁的出身有联系的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把政治领袖的出身等同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出身于土地贵族阶层的人,照样有可能成为工商业阶层利益的代表,正如同近现代以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一样。唯成份论是没有道理的。二是以阿里斯托芬对克勒翁的诋毁为依据,否认了克勒翁的手工业者家庭出身,是不能成立的。下面,仅就后一个问题,作一番辨析。
 
(二)
 
笔者认为,阿里斯托芬对克勒翁的的诋毁,不但不会否定克勒翁手工业者的身份,恰恰相反,它证明了克勒翁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是毋庸置疑的。
查《现代汉语词典》,诋毁、毁谤,都是污蔑、诽谤的意思。诬蔑,指捏造事实,毁坏别人的名誉。诽谤,指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可见,诽谤和诬蔑是一个意思,都是为了毁人名誉而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说人坏话。
进一步思考,一个人要捏造什么样的事实,才能达到毁坏另一个人名誉的目的?按常理,他一定要在与道德(即缺德)有关的问题上做文章,即捏造经不起社会舆论和道德评判的而又不为人知的所谓隐秘的事实,如男盗女娼等等,才能凑效,才能有轰动效应。显然,靠捏造一个人的所谓下贱的出身和职业是无效的。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和职业,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的。比如,某某人明明是一个大资本家,你偏偏说他是一个穷工人,这样的做法能起到诋毁对方的作用吗?假设克勒翁是大贵族出身,你说他是穷光蛋,不但起不到诋毁对方的作用,恰恰相反,只能暴露出诋毁者手段的拙劣,而使听众不能信服你,甚至瞧不起你。阿里斯托芬就曾经在《和平》一剧中不指名地抨击克勒翁是“让整个希腊不得安宁的制革者”。[6] 观众一听,自然知道他指的是谁。可如果这“制革者”是阿里斯托芬编的瞎话,那么观众肯定就会不知所云,从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确切地说,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里,对克勒翁采取的不是那种无中生有的诋毁的做法,而是利用了社会上瞧不起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心态,对克勒翁采取了揶揄、奚落、讽刺、挖苦的做法。而这种揶揄、奚落、讽刺、挖苦的做法,因为抓住了对方的“短处”,或者叫做“软肋”,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7] 所以就很容易收到使对方难堪的效果。但这种做法的前提不是靠捏造事实,而是要正视事实,即对方确有“短处”,有“软肋”,被我抓住加以宣扬,从而使对方难堪。
克勒翁的短处是什么?那就是按当时上流社会的标准,他出身低贱,职业下贱。因为工商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般社会舆论即自由民阶层中特别是上流社会所鄙视的行当,所以阿里斯托芬就在这个问题上做克勒翁的文章,正所谓“哪把壶不漏不提哪把”,这就恰恰证明了克勒翁的出身是手工业者,而不是别的。
阿里斯托芬在《骑士》一剧中还借腊肠贩之口,对作为皮革匠的克勒翁在制作鞋子(“缝鞋底”)和销售鞋子方面的奸商行为,予以辛辣的讽刺:“如果你不懂得缝鞋底,我也就不懂得灌腊肠了;你把皮革斜起切,看起来又厚又结实,你把烂牛皮拿去蒙骗乡下人,他们买去穿了还不到一天那鞋子就比脚掌宽了两倍。”[8] 这一段材料非常典型,真实的反映了克勒翁的皮革匠身份。因为生活中的细节,如果不注意观察,是难以做到如此真切的描述的。但由于阿里斯托芬反对克勒翁,如同黄洋同志所说的是一种“敌对”关系,所以他为了攻击克勒翁而“有意注意”,不仅注意观察皮革匠的制革工艺,而且还从中发现了皮革匠糊弄人的诀窍:“皮革斜起切”,外观上确实会收到使人“看起来又厚又结实”的视觉效果。[9] 因为克勒翁作为一个手工业者,肯定也有着众所周知的奸商的惯常的做法,即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等。所以,当阿里斯托芬通过“有意注意”,抓住了克勒翁的“小辫子”之后,就在舞台上予以大肆宣扬,进行攻击,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可话说回来,如果克勒翁不是一个制鞋匠呢?或者虽是制鞋匠但却是一位信誉很高的大家公认的诚实生意人呢?那阿里斯托芬写下这么一段文字,虚构出克勒翁如此莫须有的“劣迹”,岂不是只会令台下观众啼笑皆非而难以达到抨击克勒翁的效果吗?
所以我们说,正因为克勒翁的身份确实是皮革匠,所以阿里斯托芬才如此这般的讽刺他,并且有力度!如果无中生有,则只会陷自己于被动,且十分可笑!这也就是说,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诋毁才有力度!类似的例子,比如朱元璋,正是因为他当过和尚,所以“光”、“生”“僧”等字眼儿对他来说,才具有讽刺的意味(在朱元璋看来),才具有抨击力,才进而成为他制造文字狱的一个又一个的口实!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10] 鲁迅先生还指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11] 鲁迅先生又指出:“有意的偏要提出这等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 “在或一时代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12]
可见,作为斗争手段的讽刺,要立足于“实事”的基础之上,最起码也要立足于“会有的实情”基础之上。
下面我们再以阿里斯托芬讽刺和揶揄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为例,说明这一道理。
阿里斯托芬的另一部喜剧《阿卡奈人》中的主人公,科勒代乡(不是阿卡奈乡)的农民狄开俄波利斯,因为私下与斯巴达人签订了30年和约,要受到歌队的审问。歌队是由阿卡奈乡的老农民组成,他们都是马拉松的老战士(65年以前,即公元前490年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因斯巴达人的入侵破坏了他们的庄稼而反对与斯巴达人议和。狄开俄波利斯为了对付歌队对他的审问,准备打扮成一个乞丐的模样,特地去向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借一套破衣服,为的是“又要是我又要不象我。观众会认识我是谁,但是歌队会莫名其妙,呆在那儿,听凭我用一些巧言妙语捉弄他们。” 于是,狄开俄波利斯到了欧里庇得斯的家里,向欧里庇得斯乞讨,要了一套破衣服,又要了一顶小氈帽,还要了一根要饭棍(叫化棒)。欧里庇得斯很不耐烦,给了他之后,叫他快滚,说了一句“滚出我的大石厅!”
阿里斯托芬为什么给欧里庇得斯设置了这么一句台词?这就是为了揶揄他。因为传说欧里庇得斯曾在萨拉米斯的一个石洞里住过。
但这时候狄开俄波利斯又返回来了,又要一个小提篮,还要一个带豁儿的小碗(当要饭碗),要这要那,没完没了。欧里庇得斯生气了,叫他快滚。狄开俄波利斯只好离去,但临走时却奚落欧里庇得斯:“唉!愿你有福,像你母亲一样的有福!”
“像你母亲一样的有福”,此话从何说起?似乎非常突兀,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其实不然。原来,这是阿里斯托芬利用狄开俄波利斯之口,挖苦欧里庇得斯的母亲。因为欧里庇得斯的母亲据说是一个卖野菜的,生活很苦,[13] 人们都知道此事。
这就是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阿卡奈人》中揶揄欧里庇得斯的一个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体会出鲁迅先生的话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只有在欧里庇得斯的母亲确实生活很贫苦、并且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狄开俄波利斯的讽刺挖苦才有效。这道理很简单。如果狄开俄波利斯的话与事实不符,完全属于瞎编,让观众听了之后真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就不会起到讽刺和挖苦的作用。正是由于狄开俄波利斯的话的背后所隐含的意思,即欧里庇得斯的母亲生活贫穷的“实事” 为众所周知,同时又迎合了社会上一般人鄙视贫穷、鄙视所谓低贱职业的心理,所以这样的讽刺挖苦才有效,才能使克勒翁难堪,并由此引起观众的兴奋,博得观众的会心一笑。
由讽刺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断定,阿里斯托芬以克勒翁是皮革匠来揶揄、奚落、讽刺和挖苦克勒翁,这不但不会起到否认克勒翁手工业者出身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只能证明了克勒翁出身于皮革匠家庭、本人是硝皮场主这一事实。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中外学术界一直公认克勒翁出身于皮革匠家庭。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也是不会被轻易推翻的。
 
               (三)
 
笔者在读书的过程中,还发现《伊索寓言》中有一个故事,大致能够用来印证克勒翁的皮革匠出身。这个寓言故事的名字叫《赫耳墨斯与手艺人》,说的是宙斯吩咐众神的使者赫耳墨斯,去给手艺人身上全都撒上说谎话的药。药研制好后,赫耳墨斯给每个手艺人身上平均地撒上。最后,仅剩下了皮匠,但仍剩下很多药,他便把剩下的药全都撒在了皮匠身上。从此以后,手艺人都说谎,特别是皮匠,说谎最厉害。结语是这故事适用于撒谎的人。[14]
《伊索寓言》的译者之一陈洪文先生,及网上有的学者,评论这篇寓言,认为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只不过是一个笑话。[15] 网上的学者还认为附加的“教训”也有些牵强。但笔者在读了这篇寓言故事之后,却有了另外的认识:它或许反映了一段历史,或含有历史的影子,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我们知道,伊索虽然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但作为整个《伊索寓言》,却并非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古希腊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的集体创作,既包括伊索时代之前的,——当然比较少,也包括伊索时代之后的,总之是古代希腊人寓言故事的汇编。《伊索寓言》是在不断增补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增补的过程,应以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政治民主的古典时代(前5-4世纪)为最。
阿里斯托芬生活于古典时代。这一时代,伊索寓言在雅典广为流传。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里,就经常提到伊索和他的寓言。《鸟》剧中,雅典人佩斯特泰罗斯责怪另一个雅典人欧埃尔庇得斯对鸟的演变史知之甚少,说:“这是因为你们孤陋寡闻,没有文化,没读过伊索寓言;……”[16] 剧中,佩斯特泰罗斯还对戴胜鸟说:“你看《伊索寓言》里不是说过吗?有一回狐狸和老鹰同住就吃了亏。”[17] 在阿里斯托芬的另一部喜剧《马蜂》中,有这样一个片断,父子俩讨论参加酒宴的得失问题,老年陪审员菲洛克里昂(Philocleon,意为“克勒翁之友”)说:“酗酒是坏事。喝醉了,就会破门,打架,扔石头;酒醒之后,缴纳罚金。” 他的儿子布得吕克里昂(Bdelycleon,意为“克勒翁之敌”)则反驳说:“同高贵的人一起喝酒,不至于如此。他们会替你向受害者说情;你可以讲一个优美的故事——伊索或绪巴里斯的,你从酒会上听来的。这样,事情就会一笑了之,怨气化解。”[18]
“从这些资料来看,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城,在较为高雅的酒宴上,讲述趣味故事已蔚然成风,在座者如要取悦他人,就得熟悉伊索寓言,倘若家中未备《伊索寓言》一书,就得牢记席间听来的故事。”[19] 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伊索寓言不仅得到了传播和运用,而且也会得到丰富和发展,新的或新编的一些寓言故事,会被不断地添加到伊索的名下。“现今流行的《伊索寓言》(包括三百多篇),只是由伊索开创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多方取材并经多人加工而完成的一种寓言汇集”。[20] “公元前四世纪与三世纪之交,雅典的哲学家墨特里俄斯收集了近二百个寓言,编辑了《伊索故事集成》,这是古代文献中提到的最早的希腊寓言集。”[21] 至于《赫耳墨斯与手艺人》这个寓言故事,是不是《伊索故事集成》中的一个,笔者因缺乏相关资料,所以无法确知。但根据种种迹象,笔者得出三个大致的判断:第一,《赫耳墨斯与手艺人》这个寓言故事,应是在阿里斯托芬时代或稍后的时期形成的。第二,这个寓言故事的形成应该与阿里斯托芬有关,与当时的思想斗争甚至政治斗争有关,与当时的社会舆论抨击克勒翁有关。第三,这个寓言故事不仅反映了当时人鄙视手工业者的思想,而且有可能反映了当时人(倾向于保守的人)对以克勒翁为代表的皮革制造商的恶感。
可能有的同志会问,你凭什么把这个寓言与阿里斯托芬,进而与克勒翁扯在一起?我的看法是,世界上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具体到手工业领域,有那么多的门类和行业(如制陶、酿酒、纺织、采矿、建筑、造船、武器制作等等),可以说,任何一个门类和行业都不可避免的会有不诚信经营现象,都有可能生产伪劣产品,可为什么寓言故事的作者单单把皮匠说成是最厉害的说谎者?这能是偶然的吗?即使是偶然的,那偶然性的背后会不会隐藏着某种必然性?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则寓言的主题。这则寓言的主题非常明确,那就是,皮匠是手工业领域最大的说谎者,或者说,皮革制造商是最大的谎言家。我们发现,寓言中的这一主题,与阿里斯托芬对克勒翁这一皮革制造商出身的政界人物的攻击如出一辙。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克勒翁被说成是一个“长舌‘臭皮匠’”,是一个谎言家,是一个用谎言和欺诈来无耻地煽动和哄骗人民的流氓政客,是一个卑鄙的政治煽动家。请看《骑士》一剧中的两个片段:
    腊肠贩对歌队(由骑士组成)说:“这件事的经过值得一说。我从这儿立即追上了帕弗拉孔(即克勒翁)。他正在议院里吐出大堆轰隆轰隆的话来攻击骑士们,他更把诽谤的悬崖劈了下来,掷向你们,诬陷你们叛变,令大家听了相信。整个议院听了,被他用谎话的野草塞得满满的,议员们阴沉了脸,直皱眉头。我看见他们听信了他的话,上了他谎言的当,我就祈祷:‘浪荡神、欺诈神、愚蠢神、鬼把戏神、厚脸皮神,还有你,儿时教养我的市场,请你们前来,把鲁莽态度、油嘴滑舌、无耻的声音统统赐给我!’” [22]
得摩斯特涅斯(对腊肠贩)说:“再容易不过。就照你现在的做法做去:把一切政事都混在一起,切得细细的,要时常用一些小巧的、烹调得很好的甜言蜜语去哄骗人民,争取他们(影射克勒翁)。凡是一个政客所必具的条件你都具备:粗野的声音、下贱的    出身和市场的训练;凡是一个政治家所必需的你都不缺。”[23]
 
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类似的攻击克勒翁的片断,还有很多。总之,他通过喜剧的形式,把克勒翁描绘成了一幅典型的雅典政界最大的政治煽动家和政治骗子的形象。
这种对克勒翁的丑化,——实际上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亦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夸张”,——有没有现实的以及群众的基础?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骑士》一剧于公元前424年上演,引起了轰动,获得了头奖,就是明证。可以设想,当时剧场里的观众,面对阿里斯托芬对克勒翁无所不用其极的嬉笑怒骂,[24] 气氛一定是热烈的,情绪一定是振奋的,观剧之后的感觉一定是酣畅淋漓的,“臭皮匠克勒翁是最大的说谎者”这个概念,一定也随着阿里斯托芬喜剧的轰动而深入了雅典人之心,甚至从此成为一种社会舆论,甚至还会经久不息。于是,上述概念最终通过简化,久而久之,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只剩下了“皮匠”与“最大的说谎者”这一简单的等式。我们知道,古希腊人又是一个富于灵感和天性浪漫的民族,因此也就很容易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编织出《赫耳墨斯与手艺人》这样的寓言故事。
关于阿里斯托芬抨击克勒翁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我们可以从其他古典作家对克勒翁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其他古典作家传世的作品中,就笔者所掌握的,没有一个不是对克勒翁持负面评价的。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说:“克勒翁,此人被认为以其狂暴最大限度地败坏了平民,而且是第一个在讲坛上嘶嚷和辱骂的人,并在讲话蛊惑平民之前把外衣翻卷起来,而其他人讲话时都是温文尔雅的。”[25] 这同阿里斯托芬《骑士》一剧中腊肠贩为了揶揄克勒翁而模拟克勒翁的口气,大吵大嚷地说“我的嗓门要把所有演说家压倒”,[26] 同《马蜂》一剧中“那大吼一声能压倒全场的克里昂(克勒翁)”[27] 的刻画,是一致的。
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所记的克勒翁,形象同样恶劣。普鲁塔克说他“狂妄而讨厌”,[28] “狂妄的自负”,[29] “傲慢无礼,狂妄自大,给城邦带来许多灾难,他自己也自食其果。最糟糕的是,他使演讲时的庄严气氛荡然无存,代之以他对人民讲演时的那种高声大叫,脱下长袍,拍着大腿,一面说一面来回乱跑的方式。他对礼仪的蔑视和轻浮的举止感染了那些制定国家政策的人,很快就把整个城邦搞得一片混乱。”普鲁塔克甚至说他“是一个纯粹的恶魔”。[30] 虽然普鲁塔克也指出克勒翁“对平民有很大的影响”,[31] 但同时又指出那是“用各种各样的花言巧语去讨人民欢心”。[32] 关于克勒翁的主战,普鲁塔克有可能沿用并发挥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指出其目的是“借战争掩盖自己的卑鄙龌龊”,并指出战争使克勒翁“趁机胡作非为”。[33]
下面,说一说修昔底德。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400)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史学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世所公认的最具客观性的古典史学著作,其中关于克勒翁的文字叙述,很少评论性的语言,更少道德评判。但通过他平实的叙述和语气极为平淡的寥寥数语,就能看出克勒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了,从中也反映出修昔底德本人对克勒翁的看法。修昔底德虽然也承认克勒翁“当时是一位在群众中颇有影响的平民领袖”[34] 但在分析克勒翁为什么主战的时候却说了这样几句话:这“是因为如果恢复和平安宁,他认为他的不良行为将被更加公开地揭露,其谗言更少有人相信。”[35] 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再进一步具体交待克勒翁到底有哪些“不良行为”,但由于修昔底德是与克勒翁同时代的并且也是亲历了战争过程、感受了党派斗争的人,而且还曾经担任过将军(公元前424年亦即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骑士》上演的这一年当选为十将军之一),身处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环境中,不是那种漠不关心国事、试图身处世外桃源的人,因此,他对克勒翁的了解一定是最真切的(相对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更由于他的史学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种求真求实的批判精神,——“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力的不完全。”[36] “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理,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 “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37] “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38] ——所以,他的关于克勒翁有“不良行为”的论断应该是可信的,毋庸置疑的。
如果再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404年)的性质、克勒翁对战争的观点以及后来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来看克勒翁的社会威望,就更能看出问题。我们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两大城邦集团为争夺希腊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霸权而爆发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是希腊人的一场内耗和内战。战争给双方尤其是给人民大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空前的痛苦”。[39] 所以战争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主战与反战亦即战争与和平的斗争。战争的爆发和进程,虽然是由双方战前和战中内在的深刻矛盾所决定的,但也不可否认,确如修昔底德和普鲁塔克所分析的那样,与个别政治野心家的卑鄙企图以及操控和推波助澜分不开。因此,大致说来,主张战争的态度是不足取的,而要求和平的观点则是值得肯定的,越是到后来,越是顺乎民心合乎民意。雅典政治家尼基亚斯“发现那些富人、长者和农民,一开始就赞成和平”,[40] 在他的努力下,于公元前421年春,双方正式缔结了《尼基亚斯和约》。“大多数人认为这显然是从灾难中解脱出来,人人交口称赞尼基亚斯,说他是受神宠爱的人”,“所以直至今日(普鲁塔克的时代),人们把那种和平称为‘尼基亚斯的和平’”。[41] 普鲁塔克更引用与阿里斯托芬、克勒翁以及修昔底德同时代的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前485-406)的诗句,——这诗句当然也表达了欧里庇得斯的思想感情和政治倾向,——对战争中希腊人的向往和平,做了生动地描述:“他们渴望恢复那被战争破坏了的旧日时光,高兴地听到歌咏队唱出这样的词句:“让我的长矛闲置不用,任蜘蛛在上面结网。”(译者注:欧里庇得斯的Erechtheus中的优美片断的第一句。诺克《希腊悲剧片断》第474页) 高兴地在心里想起那句谚语:“和平时睡觉的人被晨鸡唤起,而不是被军号惊醒。”[42]
由历史发展进程的潮流所向及人们这种向往和平、拥抱和平的态度,[43] 我们就完全可以想见克勒翁的不得人心,若不是他于此前(公元前422年)在安菲波里战死,后来还真不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在等待着他,他的狼藉声名还真不知会到一种什么程度![44]
由克勒翁所处的社会环境、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古典作家对他的记载,我们不难印证阿里斯托芬对他的攻击是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的,而且可以预料,《赫耳墨斯与手艺人》这一寓言故事的产生,也同样根源于这一现实的社会基础。
从历史发展的可能性角度来分析,这样的寓言故事最有可能发生在什么时代?正确的答案恐怕只能是发生在社会主流意识对皮匠最为讨厌的时代,发生在关于皮匠的社会舆论最差劲、最糟糕的时代。而这一时代,在笔者看来,十之八九就是阿里斯托芬和克勒翁或者稍后一点的时代,与阿里斯托芬和克勒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此处据笔者手头一漏记出处的材料写成。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的张竹明先生,也说克里昂是“当时雅典首席将军”,见《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译序”第3页。2008年10月26日,笔者特去信请教西南大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新译本专家徐松岩教授,告知“似乎没有证据说明他是首席将军”。另,关于“最得意之时为公元前425年”,松岩同志的答复是:据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425年,人民在冷笑和无奈之下把军权交给克里昂,没想到他居然打败斯巴达人,生俘若干,这是双方交战史的第一次!以前雅典人认为斯巴达人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前425年克里昂最得意,也许就是因为此事。
[2]《骑士》和《云》等剧中,影射克勒翁的人物是帕佛拉工。帕佛拉工是阿里斯托芬给克勒翁起的绰号,意思是“飞溅口沫的人”,因为克勒翁演讲的时候满嘴口沫。见罗念生等译《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54页注三。第202页:“当你们选举神们所厌弃的帕佛拉工皮匠来作将军……”。
[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60年版(谢德风译本),第362页。
[4] 如日本的《岩波西洋人名词典》第472页:克勒翁,?—前422,雅典最著名的政治煽动家,出身于富裕的皮革制造商家庭……;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世界历史词典》第299页:克勒翁,古雅典统帅,生于富裕的制革商家庭……。
[5] 黄洋:《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6]《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第511页,凤凰出版集团2007年版。
[7]《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8] 此处引张竹明先生的译文,见《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9] 这种“技巧”往往能迷惑人,如棺材店的老板在制作棺材时,对棺材木板的处理就是这样,斜起切割,殡葬时,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棺材“又厚又结实”。
[10]《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8-279页。
[11]《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12]《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第329页。
[13] 罗念生等译:《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76页。阿里斯托芬另在《骑士》一剧中又借剧中人之口挖苦欧里庇得斯的母亲,见《阿里斯托芬喜剧集》第92页及第154页注七。2010年8月5日补注:关于欧里庇得斯的出身,一般认为是贵族。如果是贵族家庭,他母亲还能是生活清苦、挖野菜卖野菜吗?此事值得研究。
[14] 罗念生等译:《伊索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15] 罗念生等译:《伊索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译本序”第14页;“李学星个人网站”,盛厚祥:《〈伊索寓言〉阅读与欣赏》。
[16] 张竹明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52页。
[17] 张竹明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第665页。
[18] 张竹明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第462页。
[19] 盛厚祥:《〈伊索寓言〉阅读与欣赏》,见“李学星个人网站”。
[20]《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21] 盛厚祥:《〈伊索寓言〉阅读与欣赏》,见“李学星个人网站”。
[22] 张竹明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第161-162页。
[23] 张竹明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第131页。
[24] 英国著名的希腊学专家吉尔伯特·默雷在《古希腊文学史》一书中说:“这部剧本是一部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精美杰作。”见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页。
[25] 《亚里斯多德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26]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42页;《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08页;《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27] 张竹明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第410页。
[28]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39页。
[29]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547页。
[30]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548页。
[31]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539页。
[32]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540页。
[33]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549页。
[3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松岩译本),第208页。
[3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本),第274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谢德风译本)第365页:“克里昂主战,因为在和平安静的时期,人们会注意他的不良行为,会不相信他对别人的谗言。”
[3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谢德风译本),第18页。
[3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本),第17页。
[3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本),第18页。
[3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本),第18页。
[40]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49页。
[41]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550页。
[42]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549-550页。
[43]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公元前425年上演)、《和平》(公元前421年上演)、《吕西斯特拉特》(公元前411年上演)等,主题都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44] 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专业1984-87届硕士研究生周爱平著《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兼及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及其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2008年7-8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米辰峰等校勘)一文中,则给克勒翁以积极评价,认为“阿里斯托芬写的是喜剧而非政治术,他不喜欢像克里昂这样的政客,…… 对克里昂的刻划充满了夸张和偏见,不能成为我们立论的依据。亚里斯多德……对克里昂举止方式的攻击更不能作为我们评价平民领袖的依据。只有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的克里昂需要我们细加考察。”周爱平考察的结果是,“修昔底德由于安菲波里的失陷而被放逐国外20来年,人们相信提议放逐他的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克里昂”。所以“修氏难免对他有憎恨之感”。“同时,作为爱国的雅典人,修昔底德深为城邦的倾覆而悲痛,这也使他难以公正地对待他所痛恨的政客和授这种政客以权力的政体”。所以,“修昔底德通过两种办法歪曲了克里昂的形象”,“一是有意隐瞒克里昂的功绩而夸大他的失败,……。二是对克里昂的动机作片面的推断表述”,而“事实并非如此”。周爱平认为“克里昂主张武力收回包括安菲波里在内的北部属国,就其实质而言,正是执行了伯里克利全力维护帝国安全的政策,是十分明智的决断。修昔底德一方面极力赞扬伯氏战略,一方面却把力主执行伯氏这一战略的克里昂贬为只不过是想掩盖其恶行、蛊惑民众而已,这就有失公正了”。周爱平认为“古代雅典人对克里昂的评价并不都象修昔底德那样低。公元前350年,一个雅典富人曾自豪地宣称他的母亲的第一个丈夫是克里米顿(Cleomedom),而克里米顿的父亲‘克里昂作为你们祖先的将军,曾在派娄斯活捉了许多斯巴达人,是这个城邦中最突出的人物。’”笔者认为,周爱平以“阿里斯托芬写的是喜剧…… 对克里昂的刻划充满了夸张和偏见”为据,得出“不能成为我们立论的依据”的结论,并不能成立,因为喜剧照样含有史料的价值。周爱平最后所举之例,说服力也不强,因为这个雅典富人并不超脱,他的母亲曾经是克勒翁的儿媳妇,当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美化克勒翁的倾向。周爱平以此孤例来说明古代雅典人对克里昂的评价并不低,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古典作家,包括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普鲁塔克等等,都对克里昂(克勒翁)评价较低,此事恐怕绝非偶然。2008年11月6日首都师大会议归来后补注。获悉周爱平的硕士论文,是参加这次会议重要的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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