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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30 11:27: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余论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及其所取得的稳定,曾引起古往今来无数学者的景仰,并因此产生了所谓的“斯巴达奇迹”(89)。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把斯巴达作为一个古朴的社会加以理想化。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这些奇迹所创造的泡沫在一个个地破灭。但斯巴达乃寡头政治代表的看法,反因近年西方兴起的批判斯巴达和理想化雅典民主制度的潮流得到加强。对于斯巴达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至少是贬低了。可是,正如众多学者都承认的,斯巴达是希腊世界的一个城邦,尽管存在着某些特殊之处,但仍具有城邦的典型特征(90)。在城邦制度之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民主因素(91)。对于这些民主因素,西方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和重视。本文无意颠覆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政体的基本观念,但希望通过对斯巴达政治生活中民主因素的探索,揭示斯巴达历史的另一面,强调它作为城邦的共性。
本文的探讨表明,国王和长老会在斯巴达的地位,从法律上看比较显赫。但国王是两个,并不具有独裁权力。长老会确实通过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民大会的议程。但斯巴达公民毕竟都是有自己独立经济基础的重装步兵,国家手中并无脱离公民集体的职业常备军,也无专门对付公民反抗国家的机关。因此,一旦由全体战士组成的公民大会希望行使自己的权力,没有任何机关或力量能够阻止。作为民选官员的监察官,在斯巴达的政治中,也并非可有可无的角色,掌握着斯巴达国家的大权。在本文涉及的时期,我们还能看到斯巴达公民集体进一步限制王权和长老会权力的举动:国王对外宣战和派出使节的权力被剥夺;国王出征时有监察官作为监军;公元前418年以后,在监察官之外,国王还要受到所谓顾问的限制。斯巴达能在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保持政治稳定,说明在大多数时间里,公民对自己的地位与国家的制度大体满意。这也意味着,作为决策者的斯巴达当局制定的政策照顾到了民意,更可能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斯巴达公民本身就是决策者。
当然,斯巴达不是雅典,斯巴达公民大会更非雅典公民大会。斯巴达人说话的简洁,也说明公民大会多数情况下不存在真正的辩论。但一旦需要,斯巴达人并不都是哑巴。他们同样可以引经据典,发表长篇演说。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笔下出现的斯巴达演说家,虽不如雅典众多,但绝不比科林斯之类的城邦少,甚至比某些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还要多。它们表明,在斯巴达政治中,公民大会上出现辩论的情况,并不鲜见。此外,如众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斯巴达公民大会没有司法权,立法活动不多,所选举的官员有限,而且表决方式原始。官员一旦选出,似乎少有监督。监察官的权力毕竟不能完全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斯福德里亚斯案件证明,一旦两个国王意见一致,基本可以控制长老会,让监察官和公民大会难有作为。可是,公元前378年的案件也许是斯巴达政治中的例外。而且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成为否定斯巴达政治制度中民主因素的理由。借用安德鲁斯的话说,“政体的形式,如果不是故事的全部,但也不能被作为无关事物对待,因为它们意味着,一旦需要做出决定,问题就会在公开的公民大会上产生。色诺芬的记载清楚地表明,在斯福德里亚斯和弗伊比达斯案件中,城邦的一般看法是一个需要严肃注意的因素,而这并不是所有寡头制都具备的(92)。事实上,在斯巴达的社会生活中,民主因素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表现。限于篇幅,容他日再论。
注释:
①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47年版,2. 1. 29-2. 2. 23。
② 斯巴达的古典时代一般指公元前6世纪中到公元前4世纪中约两个世纪,比希腊世界的其他城邦略早。M. I. 芬利:《斯巴达》(M. I. Finley, "Sparta"), M. I. 芬利:《历史的使用和滥用》(M. 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伦敦1990年版,第161页;斯特芬.霍德金逊:《古典斯巴达的财产和财富》(Stephen Hodkinson, Property and Wealth in Classical Sparta),伦敦2000年版,第4页。
③色诺芬:《希腊史》,2.2.18-19。
④色诺芬:《希腊史》,2.2.20。
⑤C.G.斯塔尔:《古代世界史》(Chester Starr,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纽约1991年版,第346页。
⑥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Paul Cartledge, 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伦敦1987年版,第131-132页
⑦色诺芬:《希腊史》,2.2.7-20。
⑧W.G.福热斯特:《斯巴达的立法》(W. G. Forrest, "Legislation in Sparta"),《菲尼克斯》(Phoenix)第21卷,1967年第1期。
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69年版,1.66-88。
⑩A.安德鲁斯:《古典斯巴达的政治制度》(A. Andrewes, "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E.巴狄安编:《古代社会与制度》(E. Badian, ed.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s 75[th] Birthday),牛津1966年版,第1-18页。
(11)G. E. M.德圣克罗阿:《雅典帝国的特点》(G. E. M. de Ste. Croix, "The Character of the Athenian Empire"),《历史》(Historia)第3卷,1954-1955年,第1期。
(12)弗格逊著,晏绍祥译:《希腊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页。
(1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
(14)柏拉图:《法律篇》(Plato, The Laws),伦敦1970年版,第169-170页。
(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7页。
(16)波里比阿:《通史》(Polybius, Histories),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23年版,第273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1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0页。
(19)廖学盛:《廖学盛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89页。
(20)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第128-132页。
(2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05页。
(22)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 The Histories),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23)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Xenophon,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Lacedaemonians),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56年版,15.4。
(24)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15.7。
(25)希罗多德:《历史》,第379-380页。
(26)希罗多德:《历史》,第379页。
(27)色诺芬:《希腊史》,5.2.32-36;5.4.24-33。
(28)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第107-108页。
(29)希罗多德:《历史》,第378页。
(30)希罗多德:《历史》,第338页。
(31)希罗多德:《历史》,第386-387页;色诺芬:《希腊史》,6,3,19-20;6,4,1-15。
(32)希罗多德:《历史》,第333-334、344-345、379-385页。
(33)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第108页。
(3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05页。
(35)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第135页。
(36)色诺芬:《希腊史》,5.4.25-33。
(37)希罗多德:《历史》,第236-237、328-329页
(38)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第122页。
(3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2、65页。
(4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1页。
(41)W. G.福热斯特:《斯巴达史》(W. G. Forrest, A History of Sparta),伦敦1968年版,第21-22页。
(42)D. M.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D. H. Lewis, Sparta and Persia),莱登1977年版,第43-44页。
(43)D. M.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44页。
(44)M. I.芬利:《斯巴达》,第169页。
(45)公元前399年即亚偈西劳登基以来,斯巴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大多数情况下是监察官宣战和征兵,有时则是笼统的斯巴达人,可能经过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批准。参见色诺芬:《希腊史》,3.2.6;3.2.25;5.2.8-9;5.2.11-12;5.3.13;5.4.47;6.3.18;6.4.17;7.4.9。
(46)希罗多德:《历史》,第324-325页。
(4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18-125。
(48)色诺芬:《希腊史》,3.3.8。在7.1.32中,长老会再度出现,但这次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
(49)A.安德鲁斯:《古典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第17页。
(5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0-61页。
(5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0页。
(52)祝宏俊:《斯巴达的“监察官”》,《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53)保罗.卡特里奇:《斯巴达与拉哥尼亚:一部地区史》(Paul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伦敦1979年版,第135页。
(54)希罗多德:《历史》,第324-325、326、380-381页。
(55)希罗多德:《历史》,第388页。
(56)希罗多德:《历史》,第338页。
(57)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13,5;希罗多德:《历史》,第582页;迈克尔.李普卡:《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Michael Lipka, 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纽约和柏林2002年版,第216页。
(58)G. E. M.德圣克罗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G. E. 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伦敦1972年版,第124-131页;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第126-127页。
(59)A. W. 戈麦:《修昔底德历史注疏》(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第1卷,牛津1945年版,第341页。
(60)罗伯特.J.邦纳和格特鲁德.史密斯:《斯巴达的司法管理》(Robert J. Bonner and Gertrude Smith,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Sparta"),《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第37卷,1942年第2期。
(61)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10,8,2。
(62)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4-216页。
(6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5、64页。
(64)G. E. M.德圣克罗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第124-125页;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第129-132页。
(65)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8,2。
(66)M. I.芬利:《斯巴达》,第170页。
(67)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3页。
(68)希罗多德:《历史》,第329、554页。
(6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54。
(70)色诺芬:《希腊史》,2.4.28。
(71)狄奥多罗斯:《历史集成》(Diodorus of Sicily, The Library of History),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70年版,11.50。
(7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67-87。
(73)W.G.福热斯特:《斯巴达的立法》,第11-19页。
(7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59-63;德圣克罗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第133页。
(75)在希波战争中,盟国的海军统帅由斯巴达国王担任,也许还没有专门的海军统帅。可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对雅典战争的需要,使海军成为斯巴达军队一个必要的部分,才创设了海军统帅一职。
(7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2页。
(7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1页;米切尔:《斯巴达》,第43页。
(78)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第126页。
(79)斯特芬.霍德金逊:《古典斯巴达的财产和财富》,第306-307页。
(8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1页。
(81)A.安德鲁斯:《古典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第3页。
(82)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第208-215页。
(8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5页;W.G.朗西曼:《国家的起源:古风时代希腊的个案》(W. G. Runciman, "Origins of States: the Case of Archaic Greece"),《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24卷,1982年第3期。
(84)王敦书:《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76-407页;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1-116页;斯特芬.霍德金逊:《古典斯巴达的财产和财富》,第69-90页;托马斯.菲古埃拉:《斯巴达份地的性质》(Thomas Figueira, "The Nature of the Spartan Kleros"),托马斯.菲吉拉编:《斯巴达社会》(Thomas Figueira, ed. Spartan Society),斯旺撒2004年版,第54-65页。
(85)G. E. M.德圣克罗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第89-100页;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第160-179页。
(86)M. I. 芬利:《斯巴达》,第161-164页。
(87)斯特芬.霍德金逊:《古典斯巴达的财产和财富》,第123、192-197页;托马斯.菲古埃拉:《斯巴达的公餐献纳和糊口问题》(Thomas Figueira, "Mess Contributions and Subsistence at Sparta"),《美国语文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第114卷,1984年第1期。
(88)斯特芬.霍德金逊:《古典斯巴达的财产和财富》,第210页以下;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第139-159页。
(89)伊丽莎白.劳逊:《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Elizabeth Rawson,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牛津1969年版;斯特芬.霍德金逊:《古典斯巴达的财产和财富》,第9-60页。
(90)?.?.‘安德列耶夫:《斯巴达是城邦的一种类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17页。
(91)日知:《中西古典学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6-537页;廖学盛:《廖学盛文集》,第88-89页。
(92)A.安德鲁斯:《古典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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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同样是雅典的城邦,也具有城邦的民主政冶,而它又是独立的,又拥有不同于雅典的政冶制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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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的保留,才使得斯巴达有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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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城邦的民主构成了希腊民主政治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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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和雅典截然不同的斯巴达也会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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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或多或少的都有一定的民主性,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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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人民反抗,统治者会实行一些较为缓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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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缓和矛盾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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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拥有的权利并非独裁,斯巴达城邦的民主是希腊民主政治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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