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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30 11:10: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摘自】《世界历史》(京)2008年1期第4~16页

【作者简介】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37)

【内容提要】在古代和现代学者的著述中,斯巴达政体一般被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本文试图发掘斯巴达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特征,指出作为城邦的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具有相当浓厚的民主色彩。虽然从法律上看,长老会和国王拥有相当的权威,可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们的地位并不显赫。监察官对国王形成了有效监督,公民大会在选举、宣战、媾和等重要问题上享有决定权。斯巴达人仍能够区别对待自己作为士兵和公民的身份。斯巴达政体200年来的稳定,也反映了公民对自己的地位相对满意。
【关 键 词】斯巴达/政治生活/民主因素


引言
公元前405年夏,吕山德指挥的伯罗奔尼撒海军在羊河之战中全歼雅典舰队,随后在未征求斯巴达政府意见的情况下,根据同盟者的要求处死了除阿德曼托斯外的所有雅典战俘。在横扫爱琴海上的雅典势力后,吕山德和斯巴达两个国王一道封锁雅典。雅典人首先向国王阿吉斯求和。阿吉斯称自己无权决定,要求使者前往斯巴达。在塞拉西亚,雅典使者遇到了斯巴达监察官。在听取使者的陈述后,监察官们认为,雅典人的条件不是投降,而是结盟,直接将使者打发回了雅典。3个月后,雅典再度派出使团求和。在塞拉西亚,使者再次遇到斯巴达监察官。在得到使者们拥有媾和全权的承诺后,监察官同意使者前往斯巴达。值得注意的是,监察官是在得到吕山德有关媾和的条件后才做出决定的。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虽然科林斯和底比斯等要求斯巴达人彻底摧毁雅典,但斯巴达终于只要求雅典拆毁雅典城到庇雷埃夫斯的长城、交出舰队、允许流亡者返回雅典、与斯巴达人拥有同样的敌人和朋友,和雅典签订了条约①。
上述事件中,古典斯巴达②主要的政治势力:国王、监察官和公民大会纷纷登场,但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却是名义上的海军副统帅吕山德。在整个事件中,国王仅仅是军队统帅,而且是陆军统帅。当雅典人向国王阿吉斯求和时,后者要求使者直接和斯巴达当局接洽。在此后雅典和斯巴达签订条约过程中,作为战场统帅的国王再未登场。监察官似乎举足轻重,直接拒绝了雅典人第一次的求和。只是在监察官同意雅典求和后,斯巴达人才召开了公民大会,就有关问题听取同盟者的意见并做出决定。但从监察官总体的作为看,他们的不少行动,至少受到了吕山德的影响。色诺芬明确告诉我们,当雅典派使者到塞拉西亚时,“吕山德同时派雅典流亡者阿里斯托特列斯,在某些拉西第梦人陪同下,向监察官报告说,他(即吕山德)给特拉美尼的回答是只有权就战、和做出决定”③正是根据吕山德的指令,斯巴达监察官和公民大会根本没有给雅典使者任何谈判和发言机会,只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但公民大会最后的决定和吕山德所提出的条件之间到底吻合到什么程度,色诺芬没有论及。相当多的近代学者认为,斯巴达所以拒绝彻底摧毁雅典,不是因为雅典曾对希腊做出过巨大贡献④,而是不愿自己不驯服的盟友底比斯过分强大,想用雅典来平衡底比斯的势力,或者认为斯巴达的掌权者,其中主要的是吕山德,希望把雅典变成自己的工具⑤。因为当时吕山德已在雅典昔日的许多盟国中建立十人团统治,或者指定斯巴达人担任总督,为建立斯巴达帝国进行准备。若属后一种情况,那说明斯巴达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上层操纵。当代西方的大多数学者,也因此把斯巴达视为古代希腊世界寡头政治的代表⑥。
但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笔下寡头因素的代表长老会,还是近代学者认为在斯巴达实际掌握权力的国王,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并不明显。长老会从没有在该事件中露面。监察官在得到吕山德的报告、听取雅典使者的请求后,就在斯巴达召开了公民大会⑦。但按照斯巴达公民大会的召开程序,长老会预先就公民大会即将讨论的问题提出决议案,再由公民大会通过。未经过长老会同意,公民大会无权讨论任何问题⑧。联想到公元前432年就斯巴达是否应当向雅典宣战召开的大会,同样也没有长老会的活动⑨,而且在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及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历史的叙述中,长老会几乎都是奇怪地缺席政治舞台,不免让人怀疑,斯巴达政治中的这个寡头因素,到底有多大作用。至于斯巴达的两个国王,当时都还在雅典统帅着军队。他们在该事件中的角色,色诺芬没有片言提及。因此,安德鲁斯在分析了长老会、公民大会、监察官和国王的作用后,指出斯巴达的所谓寡头制度,由于斯巴达全体公民的参与,以及普通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毕竟比希腊世界流行的寡头制更加开放,也具有更多的民主特征⑩。由此观之,有关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实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本文不打算全面论述斯巴达的制度,但希望以古典作家的记载为基础,从斯巴达政治生活的实际出发,对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进行探讨。
国王和长老会的作用
在希腊的古典时代,斯巴达多以寡头政治代表的身份出现于希腊世界。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斯巴达对其他城邦寡头政体的支持,让这种二元对立格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明显。寡头分子们纷纷支持斯巴达,民主派则大多支持雅典(11)。公元前400年,拉瑞萨的一个公民在建议自己的国家加入斯巴达人同盟时说:“也许有人会说,斯巴达人到处建立寡头政治啊。事实如此,但这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祈祷和期盼、只是在短暂享受后又丧失了的。……只要是在斯巴达人势力范围内的城邦,不管它是多么的小,难道不是只有其中1/3的人才参与公共事务吗?”(12)可见在当时的寡头分子眼里,斯巴达确实是他们的保护人。在不少希腊人的观念中,寡头制与民主制虽然是政体的两种基本形式,却是基本对立的两种形式(13)。因此,在寡头政体中,不可能存在民主因素。
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斯巴达政体的讨论表明,并不是所有希腊人都把斯巴达作为寡头政治的代表,而更愿意把它作为包含多种因素的混合政体。柏拉图借斯巴达人麦吉鲁斯之口宣称:“当我思考在斯巴达通行的政治制度时,我发现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我说不出它应该如何称呼。你看,它在我看来确实像独裁制度(那里有监察官,它乃是一种非常独裁的制度),可是,有时我觉得它非常像由民主制度管理的国家。但话说回来,要否认它是贵族制度明显又是愚蠢的。那里还存在着王政(终身制的),我们和其他人都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政。因此,如果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如我所说,事实是我无法准确地说明,它到底属于这些制度中的哪一种。”(14)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此接近,“有些人说过,最好的政体是结合了所有形式的政体,他们推崇斯巴达人的政体,是因为这种政体包含了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因素。国王代表君主政体,长老会代表寡头政体,而监察官代表民主政体。因为监察官是从人民中选举出来的。但有些人则认为监察官的设立实际上是僭主政体,而在共餐制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中能看到民主政体的因素”(15)。两者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监察官权力的定性。但他们都认为斯巴达政制中包含多种政体的因素(16)。亚里士多德批评过斯巴达政体的缺点,但他也承认:“一种政体若想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城邦的所有部分都应该愿意看到其存在和维持。斯巴达的情况便是这样。君王们希望城邦长存,因为他们在臣民中享有应有的荣誉,贵族们乐于在长老会中有一席之地(长老职位本身是对美德的一种奖励),人民则安于监察官制度,所有人都有入选的机会。”(17)更重要的是,监察官“具有最高的决定权,而他们从全体平民中产生,所以十分贫穷的人也可能占据这一职位”。“这些人身世寒微……权重一时,恣意专断,就连君王也需仰其鼻息,于是政体连同王权渐趋衰微,由贵族政体沦为民主政体”(18)。这样看来,由于监察官的存在以及监察官的产生方式,斯巴达的政体具有了浓厚的民主色彩。亚里士多德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写下这番话的。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历史上斯巴达的实际,有待更深入的讨论。
廖学盛强调:“国王必然参加的长老会议的巨大权力,时有发生的国王和显要人物的飞扬跋扈,常常使公民大会的权力遭到削弱。”(19)所以,斯巴达并非民主政体。卡特里奇认为斯巴达政体是一种特殊的寡头制:国王享有许多特权,并通过保护关系树立自己的权威;长老会没有经过民主化的改造,却拥有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和否决公民大会决议的权力,而且与国王共同掌握着国家的司法权力;公民大会与监察官软弱无力,多数时候受国王和长老会摆布(20)。由此观之,我们有必要讨论国王和长老会的权威。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斯巴达政体中的王制在各种依据法律的王制中显得最为突出,不过王权在那里并非至高无上,只是在离开邦土出征作战时君王才拥有全权。此外,宗教事务也归王室管辖。”(21)但亚里士多德的论断过于笼统。大体说来,国王最重要的权力如下:
职位世袭。斯巴达的国王有两个,王位始终在斯巴达的两个王室中世袭,其他人不得染指,而且终生任职。在斯巴达的社会生活中,享有一系列特权:“在所有的公共集会上,为他们(即国王)保留有专门的座位。”“如果国王碰巧没有出席通常的餐会,恰好他们当时在家的话,需要给他们各自送去两夸特饭食和半品托的酒;如果他们出席了餐会,则所有东西都得到双份;如果在私人家里出席餐会,情况也是一样”(22)。在公共餐会上,国王有自己专门的帐篷,而且可以挑选自己的食伴(23)。不管在什么场合,“当国王来到时,所有人必须起立,只有监察官不从他们的官座上起立”(24)。国王去世时,全国哀悼10天。拒不出席哀悼仪式者,将面临沉重的罚款(25)。所有这些特权体现了国王高于一般官员和公民的特权地位。
政治上,国王乃长老会的当然成员,因故缺席时,他们会委托亲属为自己投票(26)。长老会是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案的机关,国王通过自己的成员资格,会给公民大会要讨论的问题和将做出的决议以重大影响。作为长老会的成员,他们与监察官一起,组成了斯巴达最高的司法机构。当长老会因某种原因出现内部分歧时,国王的意见甚至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公元前382年的弗伊比达斯审判和公元前378年的斯福德里亚斯案件最清楚地表现了国王的影响(27)。国王任命使节和某些官员的权力,战场上现场处置的权力,都为国王行使保护权和树立自己的势力提供了便利(28)。
作为世袭的军事统帅,国王的权力最为明显。据希罗多德称,国王可以在他们喜欢的时间和地点向敌人宣战(29)。但这可能是古典时代以前的情况,因为至少到公元前479年,发兵的权力就归于了监察官。公元前506年以前,可能是两个国王一起出征,此后只有一名国王出征,另一人留守国内(30)。尽管如此,国王在战场上仍具有重大影响。他可以因为征兆不吉取消军事行动,也可以继续军事行动。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国王也具有明显的权力(31)。
希罗多德和色诺芬都非常强调国王在宗教方面的权力。他们保管德尔斐的神谕,在宗教献祭中的首要地位,使他们可以借口神意改变政策,或利用神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克列奥美涅斯以神谕为借口推翻了雅典僭主政治,后来又借口神谕有假,希望恢复雅典的僭主政治。希波战争前夕,克列奥美涅斯收买德尔斐祭司,宣布戴玛拉托斯非国王亲生,剥夺戴玛拉托斯的王位,把列奥杜奇德斯扶上王位(32)。此外,通过宗教上的优先地位,国王取得经济上的好处,并利用这些特权建立自己的小圈子,扩大政治影响(33)。
正因为国王拥有上述特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他们在斯巴达政治中似占有特殊地位,国王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笔下“一个无需听命于他人的、终生任职的统帅”(34),在内政中也举足轻重,其分量大到足以操纵斯巴达政治,连通常被视为贵族政治因素的长老会,好像也成为国王的影子。公元前403年调处雅典内部冲突时,正因为亚偈西劳和波桑尼阿态度一致,即使强大的吕山德,也只能看着自己青睐的三十僭主被赶下台(35)。在弗伊比达斯案件中,色诺芬把长老划分为三种:克列奥姆布鲁图斯的人,亚偈西劳的人,以及持中立态度的人。而亚偈西劳立场的转变,左右了判决(36)。国王克列奥美涅斯曾把自己的对手戴玛拉托斯赶下王位;在不曾咨询任何机构的情况下,拒绝了米利都的请求;为避免斯巴达有人被贿赂,他建议监察官赶走了迈里安德罗斯(37)。如果斯巴达的所有国王都如此,那斯巴达制度中的君主就绝不仅仅是世袭军事统帅了,而像一个真正的国王了。
除国王外,长老会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长老会的基本职责是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案。如果公民大会修改了有关决议,长老和国王有权否决和中止会议。斯巴达的长老虽然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但当选资格有严格限制,可能需要出身富有或者贵族之家才能当选(38)。而且一旦当选,终生任职。当选者“恣意妄为,终生显要”,“他们不依成文法规,一味随意专断”(39)。意味着人民在选举出长老后,失去了对他们的监督权,并让斯巴达政治有强烈的老人政治色彩(40)。长老会与监察官和国王共同掌握的司法权力,强化了斯巴达政体的寡头制特征。
可是,当我们仔细检视这两个世纪的斯巴达史时,会发现历史学家的记载,和亚里士多德等理论家对国王以及长老会的分析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国王而论,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末,斯巴达两个王室先后有20个国王(41)。可是真正在政治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以阿吉阿德家族而论,只有克列奥美涅斯。其他的国王,或者幼年继位,或者满足于充当军事统帅,政治上无所作为。尤其是公元前480—前432年,该家族成人担任国王的时间不过15年,其他大部分时间是儿童在位,根本不可能发挥政治作用。有些国王如普列斯托阿那克斯曾被流放和废黜,另一国王列奥杜奇德斯于公元前470年被废黜(42)。波桑尼阿虽然在调解雅典内部冲突、削弱吕山德地位方面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当亚偈西劳登基后,他便退居幕后,几年后去世。优里庞梯家族这段时期里大部分国王是成年后继位。可是,除亚偈西劳在政治上真正具有影响外,戴玛拉托斯在与克列奥美涅斯的斗争中失败后流亡波斯;列奥杜奇德斯长期是克列奥美涅斯的跟班,后被废黜;阿基达马斯虽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发表了反对立即向雅典宣战的演说,但没有取得成功。其他的国王如阿吉斯等,多满足于充当军事统帅,几乎不曾在政治舞台上充当过主角。刘易斯正确地告诫我们,不要认为所有国王都是亚偈西劳那样的人(43)。芬利也承认,国王在斯巴达制度中到底是一个冲突性的或和平性的因素,抑或什么都不是,完全取决于国王个人的人格,不是国王的宪法地位(44)。甚至是传统认为归于国王的宣战权,从色诺芬的记载看,绝大多数情况下由监察官行使。外邦使节到达斯巴达后,所求见的也是监察官,至少公元前4世纪前期,即强势国王亚偈西劳在位时期如此(45)。而在整个这一时期,我们很少见到长老会发挥作用。在希罗多德笔下,长老会仅出场一次,而且是和监察官一起行动,要求国王阿纳克桑德里戴斯离婚另娶,以保证王统的延续(46)。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长老会似乎从未露面。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由监察官召开,在听取了外国使节和斯巴达国王、监察官的发言后直接进行投票(47)。在色诺芬的《希腊史》中,长老会曾与监察官一道处理基那冬阴谋(48)。至于瑞特拉规定的长老会与国王联合对公民大会决议行使否决权的情况,在有关文献记载中根本没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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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文化具有很深的历史价值, 他们顽强斗争,追求平等自由 ,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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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政体一般被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斯巴达人仍能够区别对待自己作为士兵和公民的身份,所以相当浓厚的民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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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政体一般被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但政治生活中具有相当浓厚的民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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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的古典时代,斯巴达多以寡头政治代表的身份出现于希腊世界。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斯巴达对其他城邦寡头政体的支持,让这种二元对立格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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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政体虽然被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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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雅典的政治制度相反,在希腊的古典时代,斯巴达则以寡头政治代表的身份出现于希腊世界,但这一体制中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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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不管是曾经多专制的统治,总有明智的人为了民主而努力着,斯巴达的寡头政治中存在着民主因素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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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斯巴达的政治,我们应辩证的看待,不论实行哪种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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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8 22:07:01 | 显示全部楼层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作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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