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对古典民主与共和制度的运用

晏绍祥

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无论革命的原因、性质和最终结果如何富有争议，都肯定对英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如果说在此之前，英国把君主制作为国家政体唯一选择，那英国革命期间，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短命的共和国试验，以及克伦威尔的护国政治，至少对君主制作为唯一统治形式的信念产生了冲击。革命进程中，保王派和共和派就国会与君主的权力；国会、君主、人民之间的关系；国家主权的归属等，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共和国的垮台，护国政治的产生，王政的复辟，1688年的“光荣革命”及随后确立的立宪君主政体，都让英国人对政治统治问题产生兴趣。上层社会的古典素养，让古代共和与民主制度进入了政治生活。从宫廷方面说，霍布斯、菲尔默等人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古典古代的历史，以为专制王权辩护[2]。议会方面，米尔顿、哈林顿、西德尼等为“古老的善业”辩护的政治思想家，也拿起了古典古代的先例[3]。他们从古典传统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作家那里汲取资源，宣扬在英国实行混合政体或者共和政体。
革命期间英国人对古代共和与民主传统的使用及其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在国内几乎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在西方学术界，虽然芬克、罗宾斯和波科克等关注的是近代思想的创新，以及英国共和传统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联系，很少涉及古代民主与共和传统的作用[4]，但古史学家们对此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罗伯兹关注西方思想中的反雅典民主政治传统，对17世纪英国人思想中雅典的负面形象多有探讨；劳逊讨论了斯巴达在17世纪英国人中的形象；米拉强调内维尔与莫伊勒思想中罗马共和传统的分量[5]；瑞以讨论古代共和与民主政治开始，涉及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共和主义对英国和美国共和主义传统的影响[6]。不过这些学者大多立足于英国政治思想的近代性与创新，未对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在17世纪英国的影响做出全面而充分的估价。本文希望通过对17世纪若干英国思想家文献的解读，探索共和派思想家对古典民主与共和政治的印象，希望能够为理解该时期政治和思想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
17世纪英国的文化承文艺复兴时代之余绪，含有浓厚的古典韵味[7]。在政治思想领域，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家都受过良好的古典学训练，对古代世界的文献、历史与制度都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
经过人文主义者的发掘和整理，到17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典文献都有了经过校勘的近代版本[8]。有些著作如奥维德的《爱经》和《变形记》等，不仅有若干原文校勘版本，而且有若干个近代英语译本[9]。与此同时，古典学在学校教育中的统治地位基本确立。“所有这些学校中，课程很大程度上一样，只研习古典作品。男孩们以学习说拉丁语开始，所有课程都按照那种语言的方法进行，这种口头练习一方面为《伊拉斯谟对话录》（1519年版）补充……另一方面为伊索和泰伦斯的作品补充。随着学习的进步，学生会继续阅读诗人中的维吉尔和贺拉斯，散文作家中的西塞罗（特别是《论义务》）、恺撒、撒路斯特和查士丁。”[10]对希腊语有类似的课程。那些继续进入大学深造的孩子，学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也是古典学[11]。
在如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大多受过良好的古典学教育，不少人本身就是古典学家。米尔顿先后在伦敦的圣保罗学校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既熟悉希腊作家，也了解拉丁作品。他曾游学欧陆和意大利，其诗歌中包含大量古典世界的掌故和历史。《斗士参孙》中歌队参与对话以推动情节发展的结构，模仿的就是古典雅典的悲剧[12]。政治著作如《为英国人民申辩》等，都大量引证了古典世界的历史和制度。莫伊勒也是合格的古典学家，曾翻译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和吕西安的部分作品；罗马军队、希腊和拉丁铭文都曾引起他的注意。他曾论述斯巴达政体，认为“斯巴达政府可以被非常恰当地定义为法制的政府”[13]。
霍布斯和哈林顿也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尤其是古典学的训练。霍布斯曾翻译修昔底德和荷马，能用拉丁语写作。他的修昔底德译本中包括修昔底德的传记和一个地名表。地名表不仅涉及修昔底德提到的几乎所有地名，还有每个地名的今名及历史的介绍[14]。至于哈林顿，“他的一只眼睛牢牢盯住现代，关注的是把对民主的热望与国民军队，以及以‘首席执政官’奥尔发斯――他有机会创建新的政治体制――身份出现的克伦威尔的形象融合起来。他的另一只眼睛广泛地扫过了英国历史和古代世界，包括从《旧约》、希腊史，特别是斯巴达历史和罗马历史中撷取素材。在讨论罗马政体时，哈林顿的论证变成了与马基雅维利就最优秀的共和国形式进行的对话。大洋国的政体以古代世界等级化的社会为基础，由斯巴达的军队和政治单位与罗马的特里布斯和森都里亚组成，其中包括他们的同龄人集团和财产资格。”[15]西德尼作为贵族子弟都受过良好教育，其《政府论》大量内容涉及古代世界的历史和制度。“据说他对历史和各种政府的了解，超过任何他的当代人。”“总体上说，历史研究让西德尼相信必须经常改变政府，犹如更换服装、技术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样。”[16]事实上，他的著作中征引的古典文献，远多于莫伊勒、霍布斯和后来的洛克等人[17]。
基于上述，我们或许可以认为，17世纪英国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浸染于古典学的氛围之中。由于当时近代国家制度尚未完全定型，有关的政治理论也还在形成阶段，在缺乏充分的可资利用的近代资源时，古典世界的民主和共和制度，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论战最为重要的武器之一。无论是革命的支持者，还是王党阵营，都经常搬用古代世界的史实作为根据。
二
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度建设。创建国家究竟是为满足臣民的需要，还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谁有资格统治，如何进行统治？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怎样的制度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相对于其他政体，共和政治有何优势？当议会先是向斯图亚特王朝发起挑战，继而推翻甚至处死国王，以共和国取而代之时，确实需要一定的历史和理论证明。当共和国在实践中被证明短命，克伦威尔及其继承者的护国政治也无法维护国家稳定、旧王朝复辟已经无法逆转时，如何评价英国人创建共和国的尝试？必须承认，在当时欧洲共和政治普遍少见，而有限的几个共和国又日渐走向衰落之时，这些问题都需要革命者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做出回应[18]。在此过程中，革命者方面的思想家们，从米尔顿经哈林顿到西德尼，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他们的古典学知识，借古代世界的历史为他们的行动辩护。
1649年英国处死查理一世并建立共和国，对英国和欧洲都震动不小。一个新模范军的士兵说，“国王被处决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只有少数实诚人和几个骑士哀悼他。”但也有人，包括一些曾经参加英国革命的人，感到国王被处死和建立共和国让人震惊[19]。毕竟在此之前，英国人只在书本上见到过共和国。同时，国王的被处死，也不意味着保王党势力的彻底灭亡。查理一世的两个儿子在欧洲和苏格兰都非常活跃，查理二世在1651年还被加冕为苏格兰国王。就在查理一世被处死的当年，荷兰古典学家萨尔马奇乌斯发表了《为国王查理一世辩护》，抨击英国人在处死国王的同时，也抛弃了上帝和家庭[20]。新生的共和国把反驳任务委托给米尔顿。后者先后发表《为英国人民申辩》和《再为英国人民申辩》。在这些著作中，米尔顿抛弃了他早年关于英国的混合君主制优越于希腊、罗马共和政治的理论[21]，从自然状态和契约理论出发[22]，宣称英国主权属于人民，因此人民有权处死查理一世。为了给自己的论据增加分量，他一方面对《圣经》进行文本分析，希望证明国王不过是人民的仆人[23]。另一方面，他借用古典作家的言论，论证国王必须接受法律的统治。为论证英国人民拥有主权，他援引西塞罗为普兰库斯以及为弗拉库斯辩护时的话说，在罗马，国家的主权本来就属于人民。虽然元老院在统治人民，但那是人民指定他们进行统治，并把权力交到他们手中[24]。为了论证共和政治的优越，他引用撒路斯特的话说，“难道你忘记了，在驱逐了国王之后，罗马拥有了多么繁荣和伟大的共和国吗？”[25]
在发表《为英国人民申辩》之前，米尔顿的思想中已经萌生了人民主权理论。他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称，创建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之善和利益，不是为了国王本人[26]。“最后，那意味着：既然国王或者官员掌管的是人民的权力，最初，而且天然首要地，是为了人民之善，不是他个人的利益，那么人民，当他们认为最为有利时，可以选择他或拒绝他，保留他或废黜他。尽管他并非暴君，仅仅依靠他们的自由，以及生而自由的人所享有的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统治者的权利。”[27]古典世界的民主理论，成为米尔顿主权在民理论的主要历史依据。
利德海姆在讨论自由国家的优势时，也涉及人民主权问题。他的理由是，所有政府的目的，都是为人民的幸福创立的。也只有人民知道，他们的主要负担在哪里，如何提供相应的救治措施。他借用亚里士多德关于鞋子的例证，指出只有穿鞋的人知道鞋子是否合脚，因此，判断政府优劣的权力，理当属于政府的服务对象人民[28]。他的理论在西德尼那里得到进一步阐述和发挥，“‘我相信，上帝给众民族留下了创建让他们愉悦的政府的自由’，官员的设置是为了民族之善业，而非创立民族以光大官员的荣耀；在各个国家，官员的权利和权力必然由那个国家的法律创制；遵守那些法律的誓言具有契约效力，除非消灭整个构架，否则誓言不得侵犯。”[29]一旦君主违反了契约，人民有权反抗。他援引西塞罗的格言“人民的安全乃至高之法律”，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问题不是什么让国王高兴，而是什么对人民有利；不是什么会给国王带来利益和荣耀，而是如何最能确保国王必须维持人民的自由。所以，他不是为自己进行统治，而是为了人民；他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共和国的仆人。他最大的特权，是能够比普通人更能做善事。”[30]为证明“政府的设置是为了维持民族”，西德尼谈到罗马执政官与罗马人民之间的契约，并列举了费边、卡米路斯等众多罗马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31]。“谁也不会否认，众民族有权授予执政官、独裁官、雅康、苏菲特、公爵和其他官员以似乎对人民自己最为有利的比例的权力。每个国家必然有权划归国王以及其他人他们喜欢授予的权力……必定有权规定国王以及执政官或独裁官的权力。如果费边、西庇阿、卡米路斯和辛辛纳图斯以提升主权威严为借口获得绝对权力是违反法律，而任何国王做类似的事情却不被如此看待，再无比这个更加荒谬的了。”这里出现的众多话语，例如雅康、执政官、独裁官、勒克斯、巴赛列斯等，全部来自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作者实际是借用古代的史实，来证明一个基本原理，“如果公共安全，自由和公平能够得到保证，司法有管理，美德被鼓励，恶行被压制，民族的真正利益得到提升，则政府的目的就完成了。”[32]“所有官员的工作应当总是、而且在各个地区都一样，甚至是完成正义，都是为那些创造了他们的人谋取福利。我们从常识就可以了解这一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以及人类最优秀的作家，都将其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他们有关天性问题的论证，也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33]
创立国家和政府的目的一旦解决，革命者接着面对的，是谁来统治和如何统治，即国家创建后应当采取哪种制度，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利益。革命派在此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积极构想。古典世界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混合政体理论，再次成为革命者最直接的灵感来源。米尔顿设想的共和国中，只有骑士和市民才享有统治国家的权力。该国的政治机构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从骑士和市民中选举的最优秀的人士组成的议会。议会成员终身任职，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和所在。为论证议员终身制的必要性，米尔顿搬出了古代的例证，“犹太人有一个摩西建立的、名为大议事会（Sanhedrim）的70人议事会；雅典有战神山议事会；斯巴达有长老会；罗马有元老院。它们的成员都是终身制的，因此得以多少代不变。”[34]
米尔顿拒绝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古代民主政治，理由是让人民参与政治，或者让他们享有高于上述议会的权力，会把政府变成民主政治，造成国家的动荡。作为例证，他仍然援引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的例证，“我们看到，罗马人民最初满足于拥有保民官，然后是元老院和一个执政官，后来是两个——不久后还有监察官和裁判官——都由平民中产生。最终是整个帝国都到了他们手里，人民崇拜的也都是那些最喜与元老院作对的人。直到马略、那个满足了他们所有异常欲望的人，让他们失去了所有他们一直为之奋斗的权力，将他们置于苏拉的暴政下为止。”[35]对古代罗马的保民官以及他们主持的公民大会，米尔顿大张挞伐，作为必须避免的反面典型。[36]
哈林顿的《大洋国》也具有浓厚的古代色彩：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大洋国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而是由梭伦或者莱库古那样的立法家一次性通过改革创立。他借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除非是一个人的工作，否则共和国很少或者从没有被很好地构造出来。为完成此事业，一个明智的立法家……可以公正地把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他是必需的，所以任何理性的大师都不能因此特殊的方式而责备他。他的目标绝无其他，只是这个共和国秩序良好的宪法。”[37]共和国政体一旦形成，就不再更改，此后将以法制为准绳。他还搬出古代的例证说，拉西第梦国家的政体由莱库古一人创造，维持了几百年的稳定，罗马共和国却因为后来不断遭受执政官和保民官的刀砍斧削，直到灭亡也没有完善。为保证政体稳定，他甚至设想，立法家一旦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应该像莱库古那样放弃自己的地位，最好是弃国远行，以防止政体的变动。《大洋国》的立法家奥尔发斯从混乱中奠定了共和国体制后，就隐居乡下，不再过问政事，与普鲁塔克笔下完成西西里使命后的提摩里翁有某些相似[38]。
大洋国的基础体现了古代农业共和国的特征。国家的基础是公民，公民应当是那些平等拥有土地的人。“如果全体人民都是土地所有者，或者土地在他们中间如此分配，以致在他们中间，既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少数人在国家内占有的土地超过人民，那么（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这个帝国就是共和国。”因为只有财产的平等，才能确保公民政治上的平等。反面的例证是古代历史。在罗马，贵族占有过多的土地，最终消灭了人民；在雅典，人民势力强大，最后消灭了贵族；只有斯巴达，因为长期保持了莱库古平分土地的制度，才比较稳定。一旦它破坏了莱库古的体制，也就无法自存了。公民是土地所有者的另一好处，是农业会培养最优秀的战士。“在这方面，大洋国与古代意大利有某些相似，那里的人民也忠实于共和国，罗马也给予乡村部落以最大的重视，称他们的执政官来自犁。”农业共和国的另一好处，是农民会顽强地保持自己的自由，反对变革和骚动。作者适时搬出雅典和罗马的例证来：雅典那样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罗马的4个城区部落，都成为骚动的根源，并损伤了国家。因此，哈林顿的理想国中，贵族和平民应力量相当，“在一个民众统治的国家中，贵族和乡绅，如果其力量不是过大，会成为它的生命和灵魂。”[39]
《大洋国》中第三个古代因素，可能是混合政体和公民大会的存在。哈林顿欣赏混合政体，那种元老院提出建议、人民作出决定、官员负责执行的体制。贵族因素体现在元老院中，民主因素表现为人民的参与，君主制因素的体现者是官员。三者合一，政体完美。这几乎就是古代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混合政体论的翻版。只是在哈林顿这里，无论是官员还是元老院，都必须以选举的方式轮换。轮换既要考虑人民的愿望，也要考虑元老院的权威。雅典那种抽签选举、每年轮换的制度，让元老院不具备必要的权威，并不可取。他的方法是每年由人民通过选举方式，轮换其中三分之一的议员，既保持稳定，又防止一个人任期过长[40]。哈林顿关于大洋国具体制度的描述，诸如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组成、投票方式、甚至议会主席团的名称（prytans）、各种官职，几乎都可以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找到先例。
古代民主政体下公民大会的国家主权地位，在大洋国中也是必须存在并且需要发挥作用的机构。哈林顿认为，公民大会全体人民的象征，是国家的主权所在，因此，他沿用罗马的例证宣称，元老院乃辩论机构，它的决议不是法律，只是建议（senatusconsulta），有权做出决定的是罗马人民。这样做的好处，是元老运用他们的智慧发现差异和问题，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属于与此利益攸关的人民。理由是“少数人的智慧可能是人类的明灯，但少数人的利益非人类之福，也非共和国之福……共和国的智慧属于贵族，共和国的利益属于全体人民。”[41]如果让元老院同时拥有辩论权和决定权，那等于分蛋糕的人有优先选择权。由于全体人民数量太大，不可能全部出席公民大会，因此这个大会应当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公民大会开会和投票的程序更像罗马而非雅典的公民大会，“元老院在就他们向人民提出的建议通过法令后，将其印刷、出版并宣布，间隔六周。如果得到命令，他们就挑选建议人。建议人必须是官员……那些被选中的人集合保民官，并指定会议时间。人民在指定的日子集会，通过建议的命令，那由元老院建议并由人民发布的就是大洋国的法律，或曰议会的法令。”[42]这种元老院建议、人民表决的制度，几乎就是罗马共和国制度的照搬。
西德尼的主要目标是反驳王党菲尔麦的王权等于父权、绝对不能反抗的君主专制理论。西德尼的国家契约论，让他相信采用共和制，甚至是民主政治，不仅与人民主权和契约理论契合，而且这类国家有独特的优势，理由是当国家成立之时，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不能不放弃部分自由，以换取他人放弃同样程度的自由，结束无政府状态，所以，“在所有政府中，民主政治下，每个人的自由受到的限制最少，肯定也是最为公正的，因为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一份。”[43]但他显然已经认识到，古代那种直接民主只能适合一个人口少、规模小的城镇，在现代社会中，最可能实现的优秀政体是混合政体，即行政官员、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共同管理国家的政体，随后就列举了古代的例证：
由上帝创制的希伯来人政府有士师、大议事会和全体人民的会议；斯巴达有两个国王，有28个经选举产生的长老组成的元老院，以及类似的公民大会；所有多里安人城市都有一个主官，一个元老院，偶尔有公民大会。爱奥尼亚人、雅典以及其他城市有一名执政官，一个战神山议事会；所有人都参与判决特别重要的案件以及对官员的选举，并提交给人民。罗马最初有一个国王和一个元老院，而国王是选举的，判决后的上诉权仍归人民。后来执政官代表国王，并被授予同样的权力，一个人数更多的元老院，以及更经常召开的公民大会[44]。
雅典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强大，自然成为英国人讨论共和政体优越性时最喜欢搬用的证据。首先，共和政体下的言论自由，确保会产生众多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的前提。米尔顿以雅典战神山议事会为题发表的政论，已经提出言论自由与思想创造性的关系问题[45]。作为证据，他提到在雅典，只有战神山议事会有权判决一本书的命运，处置的只是那些渎神和无神论的著作。在罗马，当加图提议赶走所有希腊哲学家时，西庇阿等加以反对，并得到多数罗马人的支持，于是有了普路塔斯和奈维乌斯。李维赞赏庞培，奥古斯都虽不以为然，但仍给予肯定[46]。
其次，共和政体有利于发掘人才，并因此产生众多伟大人物。西德尼指出，在共和制下，人民经常性的选举，会成为伟大人物产生的温床。自由的丧失，让国家失去最大的创造力。因此，迦太基被罗马摧毁后，再也没有产生汉尼拔、哈米尔卡那样伟大的人物；罗马共和国完成了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但丧失自由以后再没有获得多少新的领土；斯巴达和雅典被马其顿统治后，杰出人物绝迹[47]。
复次，混合政体和民众政体比绝对君主制更愿意维护和平，也更容易保持国内的秩序。哪怕是在战场上，混合政体和民众政体也更加容易取得胜利，抵抗外敌时则更加坚强。在那里，雅典、罗马再度充当了论据：
另一方面，在民众或混合政体下，所有人都会关心，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素质和优点发挥作用；每一个变化都与所有人相关，一个人不管想到什么对公共之善有益的东西，他或在任职期间提出，或向官员提出；人民全体是共同的保卫者，所有人都会武装起来，遵守纪律，所有巨大成功的好处为所有人分享；所有人都会在损失中摊上一份。这让所有人都变得慷慨和努力，心中充满对祖国的爱，这种精神以及渴望因美德获得奖赏和赞美，让罗马人高于其余所有人类。只要采取的措施相同，他们就会尽最大努力取得同样的效果。通过这个方法，结果是他们国家有多少自由人，就会有多少士兵为国征战。
当薛西斯入侵希腊时，雅典公民之中但凡能拿起武器的，都把他们的妻儿留在相邻的城市里，在房屋被烧毁的情况下，与地米斯托克利一起登上战船，直到他们在海上于撒拉米斯，在陆地上于普拉提亚击败蛮族后，才想起他们的妻儿与房屋[48]。
最后，正因为共和政体下公民的爱国热情和能力的发挥，才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在西德尼笔下，能够击败强大的对手，开疆拓土的政体，是最为优秀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罗马共和国具有标本般的意义。哪怕它在战场上遭遇暂时的失败，也会重新崛起。共和政治启用人才的优势，也让它在战场上更有持久性。西德尼对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古代罗马和近代意大利做了有利于前者的对比，希腊的城邦时代充满了城市和让人惊叹的艺术品，波斯对它们感到恐惧。当它们落入国王统治之下时，那里的人民确实安静了，但城市里空空荡荡，筋疲力尽的人们只能躲在城市的废墟中，“既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们去争论，也没有力量和武装击退他们每天受到的来自傲慢与贪婪的主人的侵害。”意大利的情况也一样，“当它（意大利）由那些根据他们自己的意志管理自己的民族居住时，他们有时会陷入内讧，常常与他们的邻邦进行战争；当他们自由时，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总是准备为保卫它而战。”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西班牙国王、教皇和其他国王那父亲般的关怀，已经在他们中间确立了和平，我们已经多年不曾听说拉丁人、萨宾人、沃尔斯奇人、埃奎人、萨莫奈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叛乱了。那干瘦的、饿得半死的居民，躲在爬满常春藤的城墙里，既不害怕人民的骚动，也不畏惧外来入侵的警报，只有饥饿、他们孩子的啼哭或者狼嚎声会干扰他们的酣睡，取代众多不安定的、好斗的城市的，是零散的几座小茅屋，那些民族的野性已经被驯化了，以致每个恶劣的税收官都会无所顾忌地从每个人那里榨取那本应用来供养其家庭的收入……（罗马的）统治者，就像他们几乎不害怕格拉古一样，也不害怕汉尼拔。他们不再以战争来磨练臣民的意志，他们只是用歪曲的法律、腐败的法官、虚假的证人、还有恼人的官司，掠取人民的钱财和遗产。这就是他们最好的命运。”[49]
莫伊勒对当时流行的批评共和国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共和国一直陷入内争、政策不稳定等，进行了回击。“第一，王政并不能免除叛乱；第二，王政之下，没有为人民的自由提供足够的保证；第三，王政无力征服；第四，共和国中人民的反叛从来不会导致流血；第五，共和国改革和完善了罗马政府；第六，当共和国更加平等时，并无叛乱发生；第七，正是在这最后一个时期，罗马征服了世界。”[50]接着，他对自己提出的七条理由逐一说明，最后做出结论：从霍腾西阿法案颁布到格拉古兄弟改革时期，“罗马享受到充分的安静和繁荣，不曾被一丁点的内部不和所扰乱。这样长久平静的例证，在任何君主国中都不曾出现过。这段时期是罗马最为幸福和光荣的时期，由此产生的勇敢和勤奋，让他们把征服扩展到世界。”[51]与波里比阿略有不同的是，他强调征服战争的胜利源自公民大会的辩论[52]。
其他思想家还提出了共和政治具有的其他优点，例如共和政府更为勤俭，更容易让人民保持美德，执行政策时行动更为坚决等[53]。古代民主制的所谓弊病，还有古代国家的最终衰亡，也会成为英国人的警醒：
在极端民主制下——那是无政府状态——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许多共和国在那种政体下（如果我可以这么称呼那种充满混乱的体制的话）延续了相当长时间。当人民不满足于管理政府（那意味着赞同或者拒绝批准法律、建立联盟、宣战媾和、就所有向他们上诉的案件作出判决、选举各类官员）时，就是无政府状态。那时人民还自己担任元老院的官职；管理国家的一些小事；原创性地提出法律；在广场进行辩论；当他们高兴时，选择演说家为他们的领袖。不，还不止于此，他们还随自己的喜好改变政府的命令。如同在雅典经常做的那样，或者像在现代的佛罗伦萨国家那样[54]。
两个国家所以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都是因为让人民中比较卑贱的部分获得了政治权利。他们人数众多，却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雅典错误地发动了西西里远征，造成了自己的衰败。罗马平等的共和国，因为创始者罗慕路斯没有对财产的数额做出限定，贵族因此从征服中获得了较大份额的土地，他们的过度富有消灭了共和国。当格拉古兄弟进行改革，希望恢复土地法以维护共和国时，人民因长期依附于他们的保护人而与贵族联合起来，消灭了那本来要挽救他们的人[55]。
莫伊勒系统讨论过罗马共和国的灭亡，他认为，“对民众政府赖以建立的某些法律和秩序执行上的忽视；政体最初的某些缺陷；最后，是连续出现的有利于贵族政体或绝对君主政体的某些法律和制度，”是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基本原因[56]。莫伊勒的第一条主要指某些保护自由的法律和制度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人民过于满足于自己每年选举官员、颁布法律的权力，导致政体逐渐偏离最初的民主原则。人民对法律的随意修改，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动摇了宪法的根基。作者最后回到了古代罗马作家和马基雅维利的结论：“他们的军队的连续成功，征服迦太基以及其他敌人后他们享有的深远的和平，让他们松弛了管理的缰绳，引入了堕落和腐败的风气，最后，消灭了共和国。”[57]按照莫伊勒的看法，共和国虽然并不必然灭亡，但一旦它失去对手，自己就会垮台。
马查蒙特·利德海姆强调自由国家所具有的优势，阐述人民自由和代表掌握权力的可贵[58]。他开篇就搬出了雅典和罗马历史的例证，指出一旦机会来临，人民会立刻推翻国王，取得自由并把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后来的历史中，对那些表现高傲、有施行君主制嫌疑的人，或者流放，或者处死。只有普布利科拉、梭伦等谦和的政治家，才能得到人民信任[59]。要维护自由，主权必须归于人民。在他看来，雅典民主政治后来遭到挫折，不是人民过分自由，而是他们让有些元老权力太大，掌权时间太长，导致他们的实力超过了其他人，“失去了他们纯粹的严厉原则和自由”，于是有了三十僭主[60]。罗马的强大来自对国王的驱逐以及人民的自由，具体表现就是罗马公民大会的立法权，“确定此点最好的方式就是观察罗马人的历史。在那里似乎很清楚的是，人民只有在拥有了召集和解散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改变政府、颁布和废止法律、以及选举和委托他们喜欢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时，才真正拥有了自由。”[61]共和国的灭亡，则是因为人民放松了对大人物的限制，被元老院赶出了政治权力中心，结果是“元老院统治了人民，帮派支配了元老院，那些帮派又相互被撕成碎片，直到最后那个最大的幸存帮派的头目，名叫恺撒的，利用时机篡夺了所有权力，将罗马人的权利和自由全部吞噬进独裁暴政的黑洞中。”[62]
三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色彩诚然极其浓厚，革命者们大多从圣经和基督教立场出发，论证他们的天赋权利与自由的可贵，但古典世界的民主与共和制度也在思想界扮演着某种重要角色。从古典世界的民主共和制度与理论中，思想家们搬来了人民主权理论，提出了创立国家与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的基本理想，以为他们反对专制王权，创建共和国的基本历史依据；古代世界的某些制度，例如元老院的设置，公民大会的立法功能，立法家传统，为他们构想近代国家的体系，提供了直接的灵感和资源。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自由，罗马与雅典的成功扩张及文化的繁荣，斯巴达的稳定，为共和派论证自由与共和的优势，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即使是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的某些弱点，在当时人心目中，至少也充当了近代的参照。几乎17世纪所有共和派思想家，从米尔顿经哈林顿到西德尼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借用了古代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的实例。同样，当他们抨击君权神授等专制统治理论时，罗马帝国和马其顿统治者的暴虐，也提供了现成的炮弹。尼禄、卡里古拉等暴君，经常被与查理一世等同，并成为革命者发动革命、反对君主制的史实依据。对共和派而言，古代历史与古典作品既是他们的理论资源，也为他们提供了众多的“事实”，尽管这些事实也许不那么准确，有些甚至是曲解，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承认并且严肃地对待古典的先例。在某些情况下，或者某些个人身上，古典世界民众反抗统治者的传统，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显然影响到了他们实际的政治行为，以至于他们的反对派觉得，有必要切断古代与近代的联系，或者消除古典共和传统的“恶劣”影响。霍布斯如此抨击古代的自由观念和历史在当时的作用：
在世界的西方这些地区，我们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其他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接受的有关共和国的制度和权利的看法，是那些生活在民众政府下的人们获得的那些权利，不是根据自然原则，而是从他们自己的共和国的实践中……获得的，因为它们是民众政府……雅典人所受的教育（以遏制他们改变政府的欲望）是：他们是自由人，所有生活在君主制下的人都是奴隶……如亚里士多德一样，西塞罗以及其他作家根据罗马人的意见，奠定了民法的基础，这些罗马人被教导要憎恨君主制，最初他们推翻了主权者，相互分享罗马的主权，后来，是他们的继承人分享主权。通过阅读这些希腊和拉丁作家，人们自孩提时起就获得了一种习惯（一种自由的虚假表演），即支持骚乱，放纵地控制他们的主权者的行为；然后再以大量的流血，控制那些控制者。我认为，我可以真诚地说，当西方国家购买希腊和拉丁语言的学问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比购买它们的代价更加高昂[63]。
霍布斯显然认为，英国的革命和处死国王的行为，以及同一时期法国反对君主制的骚动，其来源都是一样：希腊、罗马人的自由观，让现代人养成了反叛国王的习惯。因此，他希望切断古代与现代之间的联系，把古代描写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世界：
在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与哲学中如此经常、如此尊敬地提及，在那些从他们那里得到所有有关政治学问的人的作品与论著中也是如此的自由，并非某个具体的人的自由，而是共和国的自由……因为在那些无主人的人中，存在的是永恒的战争，是所有人反对其邻人的战争……他们因此生活在永恒的战争状态，生活在战场上，他们的边界上充满武装，大炮对准周围的邻人。雅典人和罗马人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是自由的共和国，但不是任何具体的人拥有抗拒他们自己的代表的自由，而是他们的代表有自由抵抗或者入侵其他民族的自由……可是，并不能由此推论，具体的个人拥有比君士坦丁堡的人更多的自由，或者可以免于为共和国服务。无论是君主国还是民众国家，自由都是一样[64]。
众所周知，希腊人和罗马人确实经常在作战，可是，他们并不总是处在永恒的战争状态。同时，就在国内享有的自由而论，且不说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和雅典公民享有的自由不可同日而语，就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代人们所享有的自由，也有本质的差别。霍布斯真正担心的，是现代人利用古代人的例证，掀起反抗国王政权的暴动，威胁到了国家的稳定，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的著述，成为古代的自由传统直接影响现代革命的最有力的证据。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古典传统作为一种传统，毕竟如克罗齐所说，乃是坟墓中的死人，只有在现代人的精神需要它们时，才会被从坟墓中请出来[65]。事实上，英国共和派的思想主要仍是英国历史环境的产物。如果没有英国革命，没有国会与国王之间的内战，没有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和垮台，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也许仍会沉睡在坟墓中，至少不会突然受到那么多的注意[66]。无论是米尔顿的政治理想，还是哈林顿的大洋国，抑或是西德尼的自由共和国，都以近代的代表制度为基础。古典韵味最为明显的哈林顿和西德尼，固然利用了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的诸多因素，但代表制度却是他们理想中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当他们讨论国家和政府的基本目标时，理论的基础都是近代式的自然状态和契约论。此外，英国人所利用的古典因素中，包括对历史的解释，不少还是经过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奎昔亚狄尼等人改造、稀释后的古代，本身就已经是近代的产物[67]。最后，是这些共和派只是17世纪英国政治中的支流，对实际政治生活影响有限[68]。他们中参与实际政治最为深入的米尔顿，也不过是共和国的外文秘书；西德尼仅担任过外交使节，后虽因参与推翻国王的密谋被处死，但密谋者人数毕竟不多，而且没有取得成功。政治上叱咤风云的，仍是克伦威尔、长期国会、查理一世与查理二世等。总体上说，他们是17世纪英国政治中的边缘人物。在思想史领域，他们也不过是17世纪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分支，人数并不多。因此，我们切不可以为，西方人近代创立的民主与共和制度，就是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的直接遗产。古代所发挥的作用，用博尔加的话说，是在近代人自信心尚且不够充足之时，将古典古代的权威作为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并给他们已经信仰的观念增加可敬度，以让他人印象更加深刻而已[69]。

中文摘要
17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具有浓厚的古典氛围，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古典特色，上册社会的古典修养，以及近代资源的缺乏，让共和派思想家们大量借用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抨击君主专制，积极阐述共和政治的优点，并以古代雅典、斯巴达和罗马的共和制为基础，构想近代国家的制度与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古典传统可能直接激励了英国人的革命行动。霍布斯对古代自由和永恒战争状态的抨击，从反面体现了古典共和传统的积极作用。但英国革命毕竟是近代的产物，革命进程主要由17世纪英国的社会基础决定，而且共和派只是当时思想潮流的一个分支，其理论的基础，也主要来自近代的契约理论与天赋人权。古典共和传统，主要是给他们已有的信念和行动增加权威的手段。
关键词：英国革命、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作用
The environment of the 17^th century English society is deeply classical. In order to criticize the monarchical despotism and advocate the excellencies of the free states, the Republicans borrowed a lot from the classical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tradition because of the classical education of the prim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the elite’s familiar with the classics,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modern sources. Based on the ancient republican institutions, they began to develop the system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modern state. The classical heritage might have encouraged the English rebellion against the kings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In fact, Hobbes’ criticism of the ancient freedom and its constancy of the war shows that the classical republican tradition played some real roles in the 17^th century Engl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admit that the English Revolution was a product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Commonwealthmen were few among the English thinkers. Furthermore, their theory basis consists mainly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the contract and natural rights. The classical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heritage was deemed as an instrument which can make their theory more honorable and more authoritative.
Key words: the English Revolution, classical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heritage,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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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学者否认英国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尚未得到所有人认同。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86页；阎照祥：《英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110页。

[2] 索麦维尔编：《国王詹姆斯政治著作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6页等。

[3] 波科克：《马基雅维利时刻》（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普林斯顿2003年版，第333页以下；罗宾斯：《18世纪的共和派》（Caroline Robbin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mmonwealthman），印第安纳波利斯1987年版，第2-5页。

[4] 芬克：《古典共和派》（Z. S. Fink, The Classical Republicans: an Essay in Recovery of a Pattern of Though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伊凡斯顿1962年第2版，第2-5页；罗宾斯：《18世纪的共和派》，第1-51页；波科克：《马基雅维利时刻》，第333页以下。

[5] 罗伯兹：《审判雅典》（Jennifer Tolbert Roberts, Athens on Trial: 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普林斯顿1994年版，第137-155页；劳逊：《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Elizabeth Rawson,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牛津1991年版，第186-201页；米拉：《政治思想中的罗马共和国》（Fergus Millar, The Roman Republic in Political Thought），汉诺威与伦敦2002年版，第80-99页。

[6] 瑞：《古代与近代的共和国》（Paul A. Rahe, Republics Ancient and Modern）, 第2卷，查帕希尔与伦敦1994年版，第xxii-xxvii页。

[7] 王建妮：“亨利八世时期人文主义向英国大学的渗透”，《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

[8] 桑兹：《古典学学术史》（John Edwin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第2卷，剑桥1908年版，第332-358页。

[9] 奥吉尔维：《拉丁语与希腊语：古典学对1600-1918年间英国生活的影响》（R. M. Ogilvie, Latin and Greek: A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Influence on the English Life from 1600 to 1918），伦敦1968年版，第12-13页。

[10] 奥吉尔维：《拉丁语与希腊语：古典学对1600-1918年间英国生活的影响》，第6页。

[11] 奥吉尔维：《拉丁语与希腊语：古典学对1600-1918年间英国生活的影响》，第8-10页。

[12] 桑兹：《古典学学术史》，第2卷，第347-348页。

[13] 莫伊勒：《莫伊勒全集》（Walter Moyle, The Whole Works of Walter Moyle），伦敦1727年版，第49-77页。

[14] 霍布斯：“论修昔底德的生平与历史”（Thomas Hobbes, “of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ucydides”），载修昔底德：《希腊战争的历史》（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the Grecian War），伦敦1723年版。

[15] 林多特：《罗马共和国政制》（Andrew Lintot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牛津1999年版，第249页。

[16] 罗宾斯：《18世纪的共和派》，第42页。

[17] 迪金森：《自由与财产》（H.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伦敦1979年版，第60-61页。

[18] 特雷杰：《近代欧洲之形成》（Geoffrey Treas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Europe 1648-1780），伦敦1985年版，第103-116页。

[19] 白尔：《米尔顿》（Anna Beer, Milton: Poet, Pamphleteer and Patriot），伦敦2008年版，第202-203页。

[20] 白尔：《米尔顿》，第219页；桑兹：《古典学学术史》，第2卷，第286页。

[21] 劳逊：《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第188页。

[22] 在审判和处死查理一世期间，米尔顿撰写了《国王和官员的任期》，已经提出自然状态和契约理论，见瑞：《反抗王位与神圣》（Paul A. Rahe, Against Throne and Altar: Machiavelli and Political Theory under the English Republic），剑桥2008年版，第108-109页。

[23] 米尔顿：《为英国人民辩护》（John Milton, A Defence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载米尔顿：《约翰·米尔顿全集》（John Milton, Complete Works of John Milton），第1卷，伦敦1738年版，第475页。

[24] 米尔顿：《为英国人民申辩》，第478-480页。

[25] 米尔顿：《为英国人民申辩》，第486-495页。

[26] 米尔顿：《国王和官员的任期》（John Milton,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载米尔顿：《诗歌全集与主要散文作品》（John Milton, 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纽约1957年版，第756页。

[27] 米尔顿：《国王和官员的任期》，第757页。

[28] 利德海姆：《自由国家的优点》（Machamont Nedham, The Excellencies of a Free State），伦敦1767年版，第11页。

[29] 罗宾斯：《18世纪的共和派》，第41页。

[30] 西德尼：《政府论》（Algeron Sidney, 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印第安纳波利斯1996年版，第403页。

[31] 西德尼：《政府论》，第311页。

[32] 西德尼：《政府论》，第444-445页。

[33] 西德尼：《政府论》，第70页。

[34] 米尔顿：《论建立自由国家方便且容易的方式》（John Milton, The 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载米尔顿：《诗歌全集与主要散文作品》，第889页。

[35] 米尔顿：《论建立自由国家方便且容易的方式》，第890页。

[36] 米拉：《政治思想中的罗马共和国》，第99页；瑞：《反对王位与神圣》，第114-115页。

[37] 哈林顿：《大洋国与政治体系》（James Harrington, 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and a System of Politics, edited by J. G. A. Pocock），剑桥1992年版，第67页。

[38] 哈林顿：《大洋国与政治体系》，第244-265页。

[39] 哈林顿：《大洋国与政治体系》，第4-5、10-11、12、15页。

[40] 哈林顿：《大洋国与政治体系》，第19、37-38页。

[41] 哈林顿：《大洋国与政治体系》，第23-24页。

[42] 哈林顿：《大洋国与政治体系》，第237页。

[43] 西德尼：《政府论》，第192页。

[44] 西德尼：《政府论》，第166页。

[45] 米尔顿：《论战神山议事会》（John Milton, Areopagitica），载米尔顿：《诗歌全集与主要散文作品》，第720页。

[46] 米尔顿：《论战神山议事会》，第720-723页。

[47] 西德尼：《政府论》，第158-161页。

[48] 西德尼：《政府论》，第199、201页。

[49] 西德尼：《政府论》，第259-260页。

[50] 莫伊勒：《论罗马政体》（Walter Moyle, An Essay up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Government），载罗宾斯编：《两篇共和派论文》（Caroline Robbins, ed., Two English Republican Tracts），剑桥1969年版，第242-243页。

[51] 莫伊勒：《论罗马政体》，第248页。

[52] 莫伊勒：《论罗马政体》，第250页。

[53] 利德海姆一共列举了自由国家的14个优点，见利德海姆：《自由国家的优点》，第1-45页。

[54] 内维尔：《柏拉图再生》（Henry Neville, Plato Redivivus），载罗宾斯：《两篇共和派论文》，第101页。

[55] 内维尔：《柏拉图再生》，第94-100页。

[56] 莫伊勒：《论罗马政体》，第253页。

[57] 莫伊勒：《论罗马政体》，第259页。

[58] 利德海姆：《自由国家的优点》，致读者。

[59] 利德海姆：《自由国家的优点》，导言，第xi-xiii页。

[60] 利德海姆：《自由国家的优点》，第23页。

[61] 利德海姆：《自由国家的优点》，第xiv-xv页。

[62] 利德海姆：《自由国家的优点》，第xxiv页。

[63] 霍布斯：《利维坦》（Thomas Hobbes, Leviathan, revised student edition, edited by Richard Tuck），剑桥1996年版，第150页。

[64] 霍布斯：《利维坦》，第149页。

[65]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66] 佩尔托伦：《1570-1640年间英国政治思想中的古典人文主义与共和主义》（Markku Peltonen, Classical Humanism and Republicanism in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1570-1640），剑桥2004年版。

[67] 瑞：《古代与近代的共和国》，第2卷，第19页以下；瑞：《反对王位与神圣》，第22页以下。

[68] 罗宾斯：《18世纪的共和派》，第1页。

[69] 博尔加：“导言”（R. R. Bolgar, ‘Introduction’），载博尔加编：《古典对西方思想的影响》（R. R. Bolgar, ed., Classical Influences on Western Thought A. D. 1650-1870），剑桥1979年版，第9页。

陈梦娇

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确实对古典民主有所运用

陈梦娇

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确实对古典民主有所运用

匿名

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确实对古典民主有所运用

花生豆

历史真的令人捉么不透

幸运之

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对古典明主与共和制的运用，反映历史的借鉴作用

张俊卓122

牋 古典共和传统，主要是给已有的信念和行动增加权威的手段。

赵新玉

历史有许多令人不解的谜，有些情节也很模糊，其实有些是不一定要弄清楚，模模糊糊才有历史的味道。

匿名

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对古典民主和共和制有一定的影响

年华如玉

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无论革命的原因、性质和最终结果如何富有争议，都肯定对英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